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目标应更加凸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定位，在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方面有更大作为。应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财政收支联动、央地协同等系统性问题。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系统思维谋划和推进。

如何理解财政可持续性

说到财政可持续发展，人们容易想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签署的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标准，就是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不得分别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3%和60%的“警戒线”。但是30年过去了，真正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的国家寥寥无几，更有甚者，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在财政管理上变得更加激进。一方面，其近年来实行了多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债务率已超过GDP的100%，达到130%左右。日本等经济体也只是近期才开始逐步退出宽松的负利率政策。世界经济论坛等发布数据显示，全球政府债务率创纪录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100%。这些都是现代货币理论在财政管理方面的体现。现代货币理论强调“功能财政”，认为财政平衡与否无足轻重，关键是配合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增长等宏观调控目标。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来看，近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放松了对于科技创新企业首次上市募股的盈利限制，更加看重企业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和现金流。

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历来坚持审慎稳健的原则，以确保财政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2023年底，我国政府国债余额30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0.99万亿元，合计约70万亿元，占我国2023年GDP的比重在55%左右。不管是与传统的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相比较，还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债务率相比较，我国政府债务仍有一定的融资空间。

我国2024年开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笔者认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一是我国当前政府债务率，特别是国债负担率相对低，具备较低的债务率基础。二是我国当前利率水平较低，政府发债的融资成本较低，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小，不会与民争利。三是我国当前金融体系融资结构不甚合理，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直接融资中的债券融资与股权融资的比例失衡，存在“钱多本少”“耐心资本”不足等问题。2024年我国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达到20年、30年、50年，同时明确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特别是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将实物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硬投资”与“软建设”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金融体系“耐心资本”不足的问题，当然，也对金融体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我国国民经济加速向服务化、绿色化、数字化等方向转变，税源监管难度加大，制约我国现代税收征管体制建设与财政汲取能力提升，并直接影响财政集中资源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如何以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对冲市场经济预期的不稳定，以财税政策的明确指向性撬动经营主体信心不断改善？笔者认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应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转变政府债务融资等观念，以系统思维谋划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以系统思维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30年前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成功搭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体制。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财税体制改革任务细分为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体制改革三大重要领域，进一步提升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水平。

笔者认为，之前的财税体制改革具有更多的“内顾”特点，也就是更多关注财税体制改革本身。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目标应更加凸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定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不能仅仅作为国家的“账房先生”，而是应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方面有更大作为。

因此，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处理好财税体制改革自身与适应经济社会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就政府间财政关系来说，需要对不断攀升的中央转移支付规模加以约束，一方面为发达地区松绑减负，另一方面有助于激发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血，使任何财政主体都不能“躺平”等靠要、通过“吃大锅饭”来过日子。

税制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当中，需要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财政收支联动、央地协同等系统性问题。在时间维度上则需要通过统筹运用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等不同宏观调控方式，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稳扎稳打。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