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带领川陕边人民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其总面积为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

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川陕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发展壮大经济，废除国民党军阀政府一切苛捐杂税，颁布《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等政策条例，探索建立了具有苏区特色的税收制度体系。

建立苏区，红色政策编入革命歌谣

民国以来，四川军阀分防割据、连年混战，日益剧增的军费耗损就地筹措。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任意摊派、层层盘剥，民众不堪重负，连续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

1932年底，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翻秦岭、越巴山，英勇奋战，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于1933年2月成立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

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苏区的税则，结合川陕地区经济实际，制定川陕苏区的税收法令，颁布了3部税收政策条例，即《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公粮条例》《苏区营业条例》。

其中，《税务条例草案》规定：全省设总局一所，各县设分局一所，县所属各场市斟酌繁简，得设税务分所若干，各县设立之场市税务所，直属该县税务分局，各县分局直属总局。

为加强税收宣传，川陕苏区层层组织“錾字队”镌刻税收宣传石刻标语，如“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穷苦工农不纳累进税”等，内容简明易懂，绝大部分宣传标语至今尚存。同时，苏区各级宣传队还把税收政策和税收故事编入革命歌谣、编排成文艺节目演出传唱，使得妇孺皆知。

当时，川陕交界秦岭阻隔，密林深山，土匪横行。苏区为鼓励两省客商流通商贸，调派红军战士与税务人员持枪护送过往客商，确保川陕两地客商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苏区在纵贯川陕两省的米仓古道沿途修建了很多“幺店子”（小食宿店），为过往客商提供食宿便利，深受客商及苏区群众赞扬。

规范征管，税款解缴历尽艰险

川陕苏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税制简化，只征收营业税、特种税、入口税和出口税等，同时税负较轻，旨在促进工农业生产、活跃商贸流通，加快苏区经济建设及社会事业发展。

其中，营业税实行“六级累进税率”，每月按营业额500元—10000元以5‰至5%的税率计征；特种税实行按月定等定额征收；进出口税以货物价值按次征收，进入苏区的食盐、布匹、棉花、粮食、中西药材等急需物品均免税，从苏区销出的茶叶、锅、煤炭、木耳等物品一律免税。

税制统一，使税收征管得到全面规范。川陕省工农税务总局1933年2月成立后，担负着全苏区的税收征管稽查任务。省工农税务总局统一印制“累进税执据”三联单，上有数字印花防伪，纳税人所持执照的纳税数额必须与所贴印花数相符，以便考核检验。同时，各级税务机关设置“巡视员”，负责加强辖区内的税务检查。

川陕苏区的税收运转和保障，很不容易。当时，苏区各县市税务局均按月定期到省税务总局解缴税款，并转省财委会备查。为保证生命安全和税款安全，税务人员多数佩枪带刀。当地苏维埃党委、政府还组织红军战士武装护送，防止反动武装抢劫税款。1934年，城口县税务局局长汪富才，带领几位税务人员拼命保护税款，与地方反动武装浴血奋战，由于寡不敌众，献出了生命。

川陕苏区广大税务人员，就这样一手拿枪、一手收税，在复杂艰险的战争环境中，一分一厘辛勤地为苏维埃政府聚集着财力。

促产增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川陕苏区着力实施先进的税收政策，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促进增产增收，全面活跃了商贸流通，有效扩大了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及时满足了革命战争需要，也为新中国税收制度建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综合开发，工业生产异军突起。川陕苏区利用先进的税收政策和税款收入，切实增强了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全面促进了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当时，苏区公营工厂发展到10多个行业，大型企业达67个，民用工厂遍地开花，有效地保障了部队军备物资及民用物品供给。

加大投入，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川陕苏区利用税收帮助民众解决劳力、耕牛、种子、水利等方面的困难，大力提倡合作互助，切实组织“耕牛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代耕队”，积极支持苏区民众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培植经济作物，积极发展畜禽养殖，全面促进了苏区粮棉丰收。

春风化雨，社会事业蓬勃兴起。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提出，各级设立列宁学校，设立小学或工农教育所，同时拨出专款大力兴办教育，民众子女全部免费入学，免费提供课本、笔墨、纸张。此外，苏区各地都建立医院，平民就医一律免费，构筑了川陕苏区医疗网，为保障民众健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巴中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