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前不久落幕的英国大选，还是正在举行的美国大选，财税政策都成为竞选双方和选民的关注焦点之一。关于有选举动机的政客如何影响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重点，对此，德国慕尼黑大学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ifo）专家克莱门斯·福斯特专门就其中的税收政策开展研究。福斯特联合慕尼黑大学多位专家学者，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为参考，对1960年—2014年22个国家的税收改革情况进行搜集、分析。他们将税收改革与选举时间联系起来，发现税收议题与选举周期有密切联系。

福斯特通过收集的样本，比较选举年份和其他年份的税收议题的受欢迎程度，发现税收政策的变化存在明显的政治周期，即税收改革是由有选举动机的政客提出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所驱动的，税收改革大概率发生在选举后。各税种中，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变化与选举周期的关联明显，这些类型的税收直接影响选民的可支配收入，而企业所得税或财产税则变动不明显。

选举后增税是全球普遍现象

研究选举政治的文献表明，在非选举年，不受欢迎的改革行为会被选民严重忽视。选民倾向于忽视过去，当根据政客的经济表现来评估他们的能力时，选民似乎只考虑最近一两年的情况。基于此，有选举动机的政客们倾向于战略性地对待选民对过去的“无知”，将增税推迟到选举后，这样选民在下次选举临近时很可能已经忘记此前的政策变革。

福斯特等人比较了部分国家选举年前后的税收改革样本：

1976年7月，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当选意大利总理，政府着手提高利率、压缩信贷，并对工人阶级增加税收。1977年2月，当地政府宣布了一项重大的税收改革，将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从12%提高到14%，将降低税率（适用于食品杂货、公共交通等特定行业的优惠性税率）从30%提高到35%。

在美国1992年大选中，克林顿获得胜利。随后的1993年，美国国会颁布税收改革法案，法案包含了针对个人和公司的主要条款，最重大的变化涉及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针对个人所得税，该法案将年收入在14万美元—25万美元的应税税率从31%提高至36%，超过25万美元的应税税率提高了8.6个百分点至39.6%。同时，对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提高了所得税税率：企业收入在1000万美元—1500万美元之间的税率从34%提高到35%；1500万美元—1833万美元之间的税率从34%提高到38%；超过1833万美元的税率从34%提高到35%。

在2005年德国大选中，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许诺，增值税税率的上调幅度为2%，社会民主党则承诺他们不会支持任何增值税税率的上调。2005年11月，默克尔击败社民党出任总理。随后在2006年5月的德国联邦议会上，基督教保守派、社民党共同投票通过了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增税幅度方案，即从2007年1月1日起将增值税税率从16%提高到19%。

可以看出，选举后进行增税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有选举动机的政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收政策，许多国家的税率上调被推迟到选举后的一年。选举中，进行财税政策改革的一个关键动机是得到选民的支持，因此，执政政府倾向于在选举前实施扩张性政策如增加公共支出，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连任的可能性。在公共福利方面，则会释放出以当下的税收水平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或对特定的公共产品实施低税收政策的信号。

此外，政治倾向性也对税收改革起到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左翼政府期望迎合低收入公民，支持收入再分配，例如左翼政府往往比右翼政府设定更高的企业税率。与左翼政府相比，右翼政府更倾向于迎合高收入公民，减少对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更多地关注间接税方面的税收改革。研究认为，间接税改革的财政压力往往高于直接税改革，因此左翼政府的“选举成本”往往低于右翼政府。

税收改革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编了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税收改革的信息，这些信息基于来自荷兰国际财税文献局的900多项经合组织经济调查和3.7万条与税收有关的新闻，以国家和年份的文本记录形式提供。福斯特等学者使用这些定性数据计算出“税收改革指数”（TRI），对自1960年初以来的各国税收改革频率和国际税收变革趋势进行研究。

综合各国的数据，总体税收改革指数在选举后年份比其他年份高出0.24个标准差。比较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税收趋势能够观察到，美国的平均税收改革指数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下降，与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在90年代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有所回升。在乔治·布什的领导时期，平均税收改革指数再次开始下降，此后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上。

欧盟的税收改革指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80年代下半叶开始下降，其中德国和英国的平均税收改革指数下降明显。90年代初，欧盟平均税收改革指数再次上升；从90年代末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平均税收改革指数大幅下降。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后，平均税收改革指数又开始上升；日本的发展趋势也很相似，但增长和减少不那么明显。

此外，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税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逐步缩小，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基，相比之下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基有扩大的趋势。各国税负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增加，自2000年以来开始下降；增值税税率和消费税税率从70年代中期以来大幅上升，房产税税率没有明显的变化，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有所下降。这也证明了税收改革受到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所驱动：在宏观经济表现有力的时候，税收改革指数会相对维持稳定，如果面临经济衰退、支出增加或预算赤字，税收改革指数将有所波动，甚至会大幅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