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最早产茶和饮茶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茶就被当作药材使用。唐代饮茶成风，诗人们留下不少咏茶名篇，茶圣陆羽更是写下茶学专著《茶经》。

茶税始于唐代。两税法实施不久，唐建中四年（783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旧唐书·食货志下》）。除日常征税外，唐代还有贡茶制度，即朝廷下令各地按时进贡茶叶，供皇帝和权贵享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全国共有十六郡向朝廷贡茶。其中，湖州顾渚（今长兴县水口乡顾渚山一带）紫笋茶就是极负盛名的贡茶之一，陆羽对紫笋茶就大为推崇。

朝廷在顾渚设立贡茶院，院内最盛时有房舍30余间，院落三进两厢，两行置茶碓、茶焙百余所，工匠千余，役工3万人。虽然大唐的国力日益衰落，但送入宫中的顾渚贡茶量却不断攀升，从唐广德年间的每年500斤增至唐会昌年间的18400斤。

贡茶之事，“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吴兴志》）。督造贡茶是历任湖州刺史的主要任务。每年一到春分，刺史就得带领大小官吏入山督造贡茶，一直忙到谷雨之后才能回来。首批紫笋茶必须在清明节前送到首都长安，其余批次也必须在四月底前送到。之所以要在清明节前运到，是因为皇帝要在清明节这一天举行“清明宴”，用新到的贡茶招待群臣，这是一件大事。

曾任湖州刺史的张文规在《湖州贡焙新茶》写道：“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然而江南距长安千里之遥，贡茶任务艰巨，稍有延误就会丢官罢职。开成三年（838年），湖州刺史裴充就因没有按期送到贡茶而被撤职。安史之乱前，“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安史之乱后，“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李郢《茶山贡焙歌》），不过是荔枝换成了茶叶。

采茶，在饮茶人的印象里，是一件十分诗意的事情，但实际上却十分艰辛，尤其在当时的条件下，更是满含了茶农的血泪。建中二年（781年），袁高任湖州刺史，在督制贡茶时真切了解到茶农的艰苦，遂作《茶山诗》。

袁高在诗的开头写道，“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古时君王所谋是百姓安居乐业，而后来的统治者索要无度，官吏不敢直言进谏。有些奸佞的官员还利用进贡之事，为自己求取升官发财。

袁高在顾渚亲眼看到老百姓必须放下手中的农活，去山里辛辛苦苦采茶。家中如果有人被选作采茶的徭役，一家人都跟着倒霉。“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茶农拽着藤蔓登上陡壁，蓬头垢面，狼狈不堪。采茶采到手脚上都是皴皮，结果获得的茶芽都不满一捧。宫里催促贡茶的使者下达的索茶公文，如同一封封催命符，逼得茶农只得铤而走险，走上野兽行走的险路，白天采茶，晚上制茶，夜以继日，憔悴干瘦。

描绘完茶农的辛苦，《茶山诗》又揭露了颇为讽刺的现实，“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喜爱喝茶的皇帝并不在长安，而是去巡狩了。巡狩，往往是皇帝逃跑的代名词。建中四年（783年），发生了震动朝野的泾原兵变，唐德宗出逃到了奉天。兴元元年（784年）春，又发生李怀光叛乱，唐德宗又逃往汉中。但即使皇帝四处逃亡，贡茶可一点没少征。江南到长安的近道因兵变而阻塞不通，运送贡茶的劳役不得不兜一个大圈子，才能找到流亡朝廷，献上贡茶。

最后，袁高感叹道：“顾省忝邦守，又惭复因循。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自己作为一方父母官，因循守旧，不能革除弊政，实为惭愧。心中的愤懑之情，如何得以排遣。此后，袁高将《茶山诗》与贡茶一并献给唐德宗，唐德宗看罢，减少了贡茶的征收数量。

袁高，《旧唐书》有传，敢于直言，既力谏皇帝不可用奸臣卢杞，又为贫民请朝廷分牛耕田，后来因言被贬。袁高六十岁去世时，“中外叹惜”。《全唐诗》只录其诗一首，即《茶山诗》。正是《茶山诗》，使我们透过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表面，看到了背后茶农茶工难为人知的辛酸。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