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国际贸易冲突的大背景下，一些中国企业纷纷向以越南、印度为主的东南亚、南亚等区域转移。中国的制造业会大规模转移到国外吗？由于国家间的贸易冲突，许多企业经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未来企业发展的路径会发生哪些变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所著的新书《溢出》中，作者给出了实地调查和逻辑推理上的答案。

接触施展，是在一个音频节目《中国史纲》中。作者从中原、草原、高原、西域、雪域、海洋的宽广角度，介绍了宏阔的中国历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酷爱读书的我，以音频方式接触到这种专业性较强的学者论述，也足以显出当前媒体融合传播的影响力。

自然，按图索骥，我就顺利地读到作者的600多页的著作《枢纽》，并又一次感到震撼。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哲学性概括使读者对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和奋争充满敬意，对中国未来更加自信。“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从内部来看，它是个体系，从外部来看，它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中国也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成就了其海陆枢纽地位”。当今的“一带一路”，无论海上还是陆地，都彰显了中国商业版图的拓展和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书店的书台上摆着《溢出》，作者为施展，便毫不犹豫地入手捧读。一些中国企业在向海外转移，美西方大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企业运营成本不断增加，盈利能力受损，中国的枢纽地位要动摇了吗？

作者对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为主的产业聚集区以及越南等东南亚产业和人员开展探访与调研，整理分析相关数据，通过对中国、越南、东亚、欧美制造业乃至经济现代化历史的梳理，并进行理论逻辑的推演，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等的转移，是一种产业链部分的溢出，而并非全产业的转移，产业的核心仍在中国的掌控之中。这种溢出，是中国产业链的良性扩大；二是产业链在溢出和扩大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政治性因素，尤其是来自以国家为主体的因素的各种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反映了“商人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矛盾与斗争，以及彼此的相互调适。未来或许会出现一种新的“汉萨同盟”——以东亚、东南亚商人为主的“亚洲地中海”的弱化政治影响力的自由商业的广大区域和秩序，也可以叫作更大规模的自贸区秩序。这不啻为另外一种商人秩序力量的溢出。

通过实地采访和调查，作者在《溢出》中对《枢纽》一书的叙述与结论进行了支撑和验证，并在理论和逻辑上进行了合理演绎与想象。所以，毋宁说《溢出》是作者对《枢纽》的溢出。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现代经济沿着“英国—欧美—日韩—中国”的轨迹前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欧凭借金融和技术优势居于领导地位。其他发达国家中，有些走了先重后轻的综合发展道路，比如日本和韩国；有些走了嵌入世界大体系集中优势产业发展的道路，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西方的产业转移恰好重叠，遂塑造了当今中国全产业链的强大制造能力。越南，尽管比较注重和追求独立，但其国内外一系列情况表明，越南不可能发展成综合性的制造业体系，而更可能成为嵌入中国和美国分工体系中的环节性制造和贸易经济体。在日本“雁阵发展战略”引领下，东南亚迅速发展，但因为多种因素而中途夭折，下一步其与中日韩为主的东亚尤其是与中国，形成产业链互补的发展模式具有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讲，东亚与东南亚会形成一个有机分工的大产业链，形成一个庞大的制造业集群。所以，中国的产业不会转移，而只会部分产品、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形成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也就是溢出。

在这种产业溢出的过程中，世界工业经过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重化工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子产业为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来到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信息技术产业对主权国家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对国家来讲，要占据信息技术产业的制高点，促进产业更健康地发展，必须更多地破除以政治空间为单位来观察思考经济社会问题的“封装式思维”，最大限度地回归到“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充分尊重产业经济、商业活动中的内在规则。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随着中国产业向海外的溢出，数以百万计常年活跃在海外的跨国从业者“中国干部”和大量的东亚跨国公司为主体，一种全新的促进跨国产业发展的新的商人秩序有可能在东南亚首先发展起来，这将是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商人自治秩序。新的商人秩序可能走向历史的前台，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秩序共同推进世界新秩序的不断演化。应当说，这是商人秩序相对于政治秩序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溢出。我们期待这种新形态的出现，这种形态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福祉都会有重大促进意义。

通过阅读《溢出》，尤其是结合《枢纽》阅读，每位读者无论是领导干部、企业家、学者、学生还是创业者、投资者，都能够获得知识和理念上的“溢出”，从而坚定信心，勇毅前行。

这本书也促使我们对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商业、产业与经济的运行特点，政治、经济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作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坚信，只有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而形成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才是合理的，无论这种安排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家之间。

（作者系中国税务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