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1910—2007）是20世纪主要政治经济学家之一，被认为是现代财政学的开拓者。他曾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美国及玻利维亚、波多黎各、韩国等多国经济顾问。马斯格雷夫于1939年发表《财政自愿交换论》，在财政学研究上，他首先提出了按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来划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并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为以后财政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马斯格雷夫是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倡导者。他坚定地认为政府是社会正义的工具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他的著作《财政学原理》被称为后凯恩斯时代的代表作，这本书对政府如何配置资源和满足各种社会需求进行了深入分析。过去英美的经济学家大多研究价格行为、供给和需求及与其他市场因素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政府发挥的是次要作用，当市场失灵时才需要政府来弥补缺口。而马斯格雷夫认为政府有重要的经济作用，他提出一种新的收支理论，即许多商品和服务最好由政府提供。他的理论将政府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部分：资源配置、分配商品和服务，以及稳定宏观经济。

财政职能理论：

优化公共产品的分配与选择

1957年，马斯格雷夫在《预算决定的多重理论》一文中首先提出“有益品”概念，之后又使用了“有害品”概念。马斯格雷夫将有益品定义为“通过制定干预个人偏好的政策而提高生产的物品”。马斯格雷夫指出，有益品是指对消费者有益但由于消费者的“无知”而消费不足的物品。比如教育，有时个人难以预见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宁可改善物质生活也不愿意投资教育。但政府比个人拥有更多的信息，更能理解教育的意义、更能洞察未来，在投资教育上也就更加坚定。相对有益品，有害品是指政府为降低消费而征税或禁止的物品，例如烟、酒和毒品等。显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应主要承担起提供有益品的责任，这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财政支出的重要方向。

马斯格雷夫用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较高比重，公共部门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如公路、港口、环境等，这些投资对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必不可少。在发展中期，政府还应继续投资但只是作为对私人投资的补充。马斯格雷夫认为，在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总投资和政府投资的绝对数是增长的，但政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趋于下降。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经济发展阶段论表明，财政支出结构的演变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阶段要求财政支出的侧重点不同。进一步，马斯格雷夫把财政支出划分为军用支出和民用支出，而民用支出又划分为公共积累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和转移支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不同。

税收公平理论：

应兼顾制度公正性与经济增长

公正、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作为一种税收思想，体现分配平等和公平的“量能负担”萌芽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马斯格雷夫提出，税收政策不仅要以公正的方式设计和执行，还要在对税制的公正性伤害最小的情况下促进经济的增长。

那么，如何才算达到了社会所认可的公平或公正分配状态？根据帕累托最优原则，一项再分配措施必须使一部分人的境遇有所改善，同时不会使任何人的境遇有所恶化。马斯格雷夫认为，这一原则可以运用于对市场职能与公共政策的评价，但难以解决社会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公平分配涉及许多问题如支付能力、效率损失等，因此，应该设置最低所得下限（保障公平）而不应该是上限（有利于效率）。这样，才能实现“最佳”的分配。

在课税上，马斯格雷夫主张“量能负担”，即基于纳税人现实的经济实力而非潜在的经济实力征税。他认为个人所得税是最理想的税种，因为其根据“量能负担”设计并实行超额累进。富人能够承受的金钱损失比穷人大，因而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税收。若同样对富人和穷人征收一元的税收，富人付出的“牺牲”较小。而在累进税率下，对于富人来说，每增加一美元的财富享受到的边际效应递减。因此，累进税率更能体现纵向公平。目前，“量能负担”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宪法、税收基本法确认的基本税法原则。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