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款款走来……它宛如一条玉带蜿蜒于华夏大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勾勒出尘封的历史画卷。”在杭州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序厅，这些诗句镌刻在凹凸不平的石板上。

杭州与河流的故事，也许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要早。良渚古国建于低洼河流间高地上的宫殿，反映出史前先民与河流共处的智慧。但自从杭州有了大运河，故事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在大运河上，水不再是泛滥的猛兽，而是经贸沟通的途径、文化传承的载体，无数热闹繁华的故事和清丽动人的诗篇诞生于此。可以说，要读懂杭州，先要读懂大运河。

东南名郡：是端点，是枢纽

离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不远就是拱宸桥，它有多重身份：杭州水路的“北大门”、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但它最有名的身份，当属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标志性建筑。

拱宸桥边矗立着一块石碑，碑正中有七个大字——“京杭大运河南端”，正因为这个特殊身份，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中极其重要的河段，它连接南北，沟通众多江河水系。在京杭大运河上，杭州既是北上的起点，也是南下的终点。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早已初见端倪。

秦代，作为江南运河一部分的陵水道开通，自此，从苏州至绍兴不再横渡宽阔的钱塘江，而是绕道杭州。这为日后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南端奠定了基础，对杭州的交通及城市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隋代，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大运河通航，杭州从此成为运河的南端。此后，畅达的交通和优越的区位使杭州迅速发展为东南翘楚，运河带来的便捷也是杭州成为南宋都城的重要原因。

作为江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之间的重要枢纽，元代以后，杭州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一直特别紧密，从拱宸桥的名字就能看出这一点。拱宸桥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由当地官商捐资修筑，所谓“拱宸”，即百姓对皇帝的拥戴。

清代，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南巡，几乎每次都会到杭州。走在拱宸桥下的运河步道上，看着河水悠悠，游船往来，让人不禁想到当年皇帝就是从这里进入杭州城，运河两岸全是前来观望和迎接南巡队伍的百姓，拱宸桥就这样凝视、记录着曾经的盛况。

杭州不只是大运河的一个端点，它更是一个枢纽。跨过钱塘江，来到西兴过塘行码头，浙东运河从这里一直通到宁波，西兴过塘行码头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税收历史文化学者、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李胜良介绍说：“宁波古时被称为‘天子东库’，从日本、朝鲜经海上运输而来的朝贡物资，从宁波经浙东运河运到杭州，再通过杭州运往政治中心。在陆路的丝绸之路不通畅的时候，杭州作为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陆地枢纽，地位非常重要。同时，杭州还能辐射浙闽腹地。”

唐代文学家罗隐就是杭州人，他曾说杭州“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南宋时，杭州作为都城，与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当时杭州城凭借通畅的水路，出现了专营海外商品的店铺。由此看来，当时的杭州已成为沟通内外的枢纽和窗口。

从漕到商：杭州繁荣的运河经济

沿着运河一直往南走向杭州城内，到香积寺附近，离富义仓就不远了。

历朝历代修建运河，目的都是畅通水运，方便运输人员物资，而物资中最主要的就是漕粮，正所谓“铜帮铁底运粮河”。运河以杭州作为一个支点，江南的粮食从这里源源不断输送到北方。

富义仓位于京杭大运河主航道与胜利河的交汇处，是杭州唯一现存的古粮仓，与北京的南新仓并称为“天下粮仓”，初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竣工于光绪十年（1884年）。

富义仓的大门正对着运河，门前是一个遮阳亭，出亭子就是一个石阶码头，当年的粮食在这里转运装卸，贮存在仓房中。富义仓的仓房呈长排状，主体为木质结构，屋檐外的门廊有长柱支撑，如今仓房已被改造为展览馆，向游客讲述着杭州的漕运历史。

清朝北方缺粮，京师每年需漕米400万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漕运是京师的生命线，而江南省和浙江省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六成。浙江漕粮经江南运河到长江，再从扬州北上抵达京师，运往北京通州的粮仓。

运河上运输的粮食并非全部由南向北运往京城，大运河沿岸的粮食供求存在一种双向调节的关系。湖广地区的稻米由长江入运河，再南下分销到江浙各地，杭州老百姓日常消费的稻米，有不少就是由湖州方向的粮船运送而来的。 （下转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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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杭州城北武林门一带因为大运河通航，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草市，运河上巨大的货物流通量带动了城市商业发展。唐宪宗时，杭州有十万户，税赋收入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24。南宋，杭州城北湖墅一带商贾云集，百货登市，人烟阜盛，成为非常繁华的商业地段。

到明代，湖墅更是热闹非凡，外地运入米粮多于此集散。明人陈玄锡说，从“武林门外至北新关为湖墅。湖墅地方十余里，而居民稠密，市舶（聚）集，一大都会也。关以东为河塍，河塍为各省通衢”。湖墅是杭城要地，湖州、嘉兴等地的米粮、丝绸等货物，先要运入湖墅或由湖墅中转。

各地的货物在杭州集散，极大丰富了百姓的生活。清代魏标的《湖墅杂诗》写道：“卖鱼桥下水平矶，鹅炙新鲜嫩又肥。五界庙前春戏散，蜜橙百果买包归。”

钞关与夜市：北新关的双重角色

从富义仓沿着运河北行，穿过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就来到北新关遗址，这一带被叫作“大关”或“北关”。走在幽静的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上，一侧是运河，一侧是各类文创小店、咖啡店，夜幕降临，街边小摊顾客云集。

几百年前的明代，这里入夜也是一片灯火通明，是一处繁华的夜市——北关夜市。

北新关是明代在京杭大运河上设立的征税机构，属运河七大钞关之一。北新关设立的时间，目前较多的说法是宣德四年（1429年），但李胜良研究认为，真正的设关时间要晚一些，为景泰至成化年间，即1450年—1465年。“运河上长江以北的钞关确实是宣德四年设立的，比如临清钞关，但苏州和杭州的钞关要更晚一些。”李胜良说，北新关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在运河钞关中，只有此关和临清钞关征收船料税和商税，其余钞关只收船料税。这说明当时的杭州商贸兴盛，税源充实，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由于经济繁荣和商业高度发展，杭州城早在宋代就出现了夜市。元明时期，杭州夜市最热闹处移至湖墅和北新关一带。北新关能形成大型夜市，主要是交通运输需求催生的。北新关是杭州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与关口，杭州城的生活补给，特别是米粮及外地生活用品多从此河道运来，“舟楫往来，日不下一二百船”。北关夜市的商业多围绕商民、贩客、船夫等劳作者的生产活动展开，为这些人服务而发展起来的餐饮业、服务业十分兴旺。

自景泰元年（1450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170年里，北新关每年船料税、商税收入为4万两。《北新关志卷之十三·税则》中记载，北新关征收的商税分为18个大类，征税对象包括800多种物品。

北新关税收征管规定较为健全，在明后期颁布的《商税则例》中可见一斑。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初起，各式新商品涌现。《商税则例》征税类目的第十八大项内，又增添了“后定比例货物类”，包括西洋细布、香坠肥皂等商品，共计180多个条目，每个条目都列明多少货物该收几分几钱银两。

北新关的裁撤时间比较明确，李胜良说：“清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到杭州后发现北新关作为税关，已经无法征到太多税收，就上奏皇帝请求暂缓开设北新关。”当时，杭州城刚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影响，人口已“减至七八万”，经济凋敝，市肆萧条，为了恢复经济、涵养税源，左宗棠上奏一封，得到同治皇帝批准，北新关税收机构就此取消，逐渐演变成货物装卸的码头。

如今，仅有一块矗立在青莎公园的石碑，记载着北新关当年的热闹与繁华，将北新关保存在历史的记忆中。大运河仍在流淌，杭州城的夜经济依然繁荣，杭州与运河还将共同讲述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