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节点城市。大运河杭州段北起临平塘栖，南至钱塘江，流经杭州市临平、余杭、拱墅等6个城区，包含杭州塘、上塘河、浙东运河西兴段、拱宸桥、西兴过塘行码头、富义仓、桥西历史街区等不同类型的遗产点段。大运河杭州段在中国大运河历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蕴含着多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

大运河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河段之一

近日，本报“行走大运河”系列报道组来到杭州，记者走进了中国财税博物馆和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探寻大运河杭州段的历史文化。在与当地文史学者交流中，记者了解到，大运河杭州段是中国大运河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河段之一，它包括京杭大运河、支河上塘河和浙东运河的河段，全长385.5公里。其中浙东运河西兴段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余多个河段在隋炀帝开通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时已经形成。唐代，大运河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道。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大运河更是成为都城的生命线，促进了杭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繁荣。

中国财税博物馆收录了不少与大运河税收相关的珍贵文物，这些税收历史文物，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税收制度的宝贵资料，也是对大运河税收历史文化的生动再现。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赋予杭州的，不仅是历史底蕴，还有便利的交通和文化的繁荣。杭州市作为隋唐大运河南端起点，伴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完成了转型，从隋唐以前的“山中小县”逐步成长为北宋以后的“东南第一州”。

大运河贯通对杭州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大运河的开通根本性地提升了杭州城的地位。杭州城市基础设施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迅速得以完善，一跃成为大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其次，极大提升了当地的消费动能。大运河被誉为当时的水上高速公路，频繁的商品流通和贸易，带来了消费需求和城市发展动力的提升，城市功能也随之进一步完善。最后，大运河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融合。流动的大运河将文学、戏曲、技艺、美食等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带到运河两岸的千家万户，杭州因此有了深厚的人文积淀。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文人墨客曾经沿运河南下，在杭州中转，继续往东往南，吟诵出了一条诗意盎然的浙东唐诗之路。清代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南下至杭州，《四库全书》编写完成后，分抄七部，在全国修建七座藏书楼收藏，其中三部收藏于运河沿线城市，杭州文澜阁就是其中之一。

北新关衙署的一副对联

运河沿线经济繁荣带来税收的发展。明代以后，朝廷在大运河上设置钞关，征收税款，这是明清时期户部的重要财源，也是支撑明清政府运转的财政基础之一。明代的八大钞关中有七个建在运河沿线，其中包括杭州的北新关。 （下转B2版）

（上接B1版）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北新关是运河上重要的税关，前后存在了400多年。北新关在明代一直由南京户部差官管理，清初由户部差官管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停差户部官，由巡抚监收。雍正七年，税务交由织造府管理。按照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统计，北新关的税收收入近22万两，占清代在大运河、长江、淮河等重要水域交通要道所设税关总收入的5%强。至今，在杭州人的观念和语言习惯中，仍保留着“大关”这一词汇。

说到北新关就绕不开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一代文宗”的阮元。阮元是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曾三度在浙江任职，他修建海塘、疏浚运河，多有政绩。而且，在杭州任职期间，他对钞关税的征收进行严格管理。北新关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是一处事关漕运、税赋的重要关卡。为了防止税吏们坐地起价、税外收费、贪赃舞弊，保证商贾车船畅行无阻，阮元到任后不仅厘定税额、严惩贪腐，还在北新关衙署题写了一副对联，“上古无关征，后世不得已而榷关，慎勿失其初意；本朝税有额，小民如其分以纳税，何可使有怨言”。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说直接起到安定商民、警示不法的作用。

从历史深处走来，大运河滋养了杭州城。如今，杭州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正在推进。近年来，当地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的深厚内涵，对大运河相关文物和文献进行保护、整理，并组织探访和推广活动，增强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到对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之中，通过多元的宣传方式更好地把大运河文化传承和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