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等原发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范例，并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优势及其可能存在的弊病引发了诸多学术探讨，日本经济也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藤隆敏和东京大学教授星岳雄共同撰写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一书，介绍了从二战以来日本经济实现起飞、赶超以及赶超之后遭遇经济停滞的经历，展现了日本经济从二战后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与转型历程。

作者认为，日本经济赶超的制度安排，并非自主选择。盟军在占领日本后，推出一揽子日本经济民主化的措施，主要包括拆分财阀以反垄断、土地改革以创造跻身中产阶级的农民等。这些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日本快速恢复经济生产能力，而是摧毁其不民主的经济结构。这些“无心插柳”的举措，瓦解了日本战时的命令经济体制，催生了金融体系中的主银行制，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终身雇佣制，成为其赶超的密码，创造了更富竞争力的经济体制。

日本高速增长的持续，塑造了民众对其赶超密码的盲目乐观。在这期间，小幅的衰退虽然引发人们对高速增长行将结束的担忧，但增长能够很快恢复。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即便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但以股票和土地为代表的日本资产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是出现了异乎寻常的上涨。资产价格最终上涨到不可持续的地步，然后不得不开始回调，泡沫破灭才让人们意识到了泡沫的存在。1992年—2012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速远低于潜在增速，甚至出现“停滞”的现象，被认为是“失去的20年”。作者提到，这20年间日本同时出现了经济减速和通缩两种现象，这是需求不足导致的。需求不足有经济危机后泡沫破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在面对危机时实施不合理的货币财政政策和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应对方式不当。

这一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是《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疲软的看法——1985年9月22日，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广场协议》，这一协议旨在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问题。在作者看来，《广场协议》虽然对日本经济有一定影响，但造成“失去的20年”的，还是日本政府自身的政策失当：《广场协议》签署前，日本经济出现巨大泡沫，此时，政府未能及时实施紧缩政策，导致泡沫经济愈演愈烈。而在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在经济稍有恢复时，就过早地收紧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了本就虚弱的经济再次陷入下行。

书中认为，应对日本经济发展中，老龄化叠加社会传统积弊导致的创新力不足问题，需要“创造性破坏经济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包括：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体系；提供高质量、多样化和流动性风力资源的劳动力市场；各产业、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以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理念、产品和业态；大型成熟企业和小型初创企业共同成长的产业组织……这些共同构建了创新的生态系统。创新的集聚往往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机制”将持续推动增长与繁荣，进而实现对“停滞”的解锁。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