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阿舍——

《阿娜河畔》:向扎根边疆的建设者致敬

2024年12月16日 版次:05        作者:杨春

最近,小说《阿娜河畔》相继获评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阿娜河畔》的作者阿舍近日接受本报专访,讲述她与故乡的母亲河——塔里木河的不解之缘。

“塔里木河啊故乡的河,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都要向你倾诉心中的歌……”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源于帕米尔高原冰川,穿越沙漠戈壁,游走盆地边缘,灌溉着天山以南的绿洲。

作家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写的就是塔里木河畔的故事,“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中是“母亲”的意思。

《阿娜河畔》讲述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茂盛农场的建设中,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的历程。这部作品是阿舍作为“兵团二代”写给父辈的书,多角度、全方位描写了边疆建设的壮阔事业和巨大变迁,展现了几代兵团人在边疆建设事业中为家国而奉献、为理想而奋斗、为生活而努力的动人篇章。

2024年12月,《阿娜河畔》获评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此前还获评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近日,税务作家杨春受本报编辑部委托,对作家阿舍进行了专访,听她讲述与故乡的母亲河——塔里木河的不解之缘,分享她的创作故事以及对税收文学创作的见解。

​站在故乡之外,重新理解、书写故乡

问:阿舍老师好,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多项大奖,祝贺您!您离开新疆已经多年,怎么想到写一部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关于家乡的作品?

答:我出生在新疆的一个兵团农场,18岁之后离开农场,来到宁夏工作生活。30岁时,我开始文学创作,进入中年有了一些创作自觉之后,写一部故乡题材作品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回望故乡、回望童年,成为我思绪中的“常客”。正是这个时候,我重新认识了故乡,比当年离开她时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阿娜河畔》之前,我写了一批兵团农场题材的散文,来呈现我对故乡的记忆。现在回头去看,它们更多是个人感受的呈现,视野是向内的,目光投射的都是自我,以“自我”为内核,看待农场生活中的自然景观、个体身份、生命体验、成长心理等。《阿娜河畔》则不同,从一开始,我就确定了它必须拥有与之前的作品不一样的视角与视野,它是向外的,向着更大的一段历史、更多的人。当我从书籍资料、从现实生活中了解到更多兵团人的人生与命运之后,注意力、兴趣点以及想象力被他们牵引,极少会回到自我身上。《阿娜河畔》的写作,确实是一个向外打开自己的过程。

我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是站在西北写西北、站在边地写边地。我不会把宁夏与新疆这两个同在西北的地域从我的文学创作中生硬地划分开来。但从新疆到宁夏,这个空间上的变化还是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视野,它使我与故乡产生了一段时空上的距离。正是这段距离,让我可以站在故乡之外,将自己生命体验中每一种繁复细微的感受转化为一种看待故乡的视角,这使我能从更多侧面回望故乡、理解故乡。

问:在《阿娜河畔》里,您从20世纪5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展现了几代人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对当时的社会风貌、生活细节都有真实、细致的描写。为创作这部小说,您做了哪些准备?

答: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用了1年零4个月,但为它做准备花了将近6年。决定创作《阿娜河畔》之初,我是有期待和要求的,就是一定要写得让自己满意。因为写这部作品出于我自发的创作冲动,它是一个写不出来就无法进行别的创作的“关口”,像一座大山横在眼前,必须翻越。它还要能接受我的父辈和同龄人的检阅,必须对故乡有所交代,因为我深深地爱着塔里木河这条母亲河,以及她流经的土地。

2016年起,我开始搜集与兵团有关的书籍资料,内容涵盖农业、工业、教育、水利、文学、历史,总共大概有四五百本,还不包括从网上购买的论文资料。我个人对兵团的记忆,毕竟是零碎多于整体、感性多于理性,对一些事情可能有印象、有感受,却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背景和促成原因。父母很少对我讲兵团农场的宏观历史,他们的记忆仿佛都被艰苦磨得迟钝了、模糊了。所以,有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后,我先是去了解兵团的大历史、团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设的工农业生产组织)的局部历史和兵团人的个人史,再把自己的个体记忆融入历史大背景中去。作品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命运,都是在我的阅读与思考中慢慢成形的。

除了阅读,我还有意识地积累关于家乡的信息,这个过程很长。比如,回新疆探亲时,从同学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场的消息,向母亲核实以前的生活细节,再有就是采访当时在农场的一些叔叔阿姨,找寻极其鲜活和个性化的记忆,包括他们自己写下但没发表的回忆录。有些内容非常详细生动,是在书籍文献里根本找不到的。阅读、查找资料、采访……这样五六年下来,我搜集到不少素材,对兵团的大历史和团场的局部历史基本了解。准备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这些准备拓宽了我的视野,延伸了我的思考深度,帮我得出一个更有历史纵深感的创作方向,也直接改变了小说的时空跨度和整体格局。

​世事变幻,人性的美好不变

问:《阿娜河畔》是一部厚重、独特、能打动人心的作品。您认为打动读者的主要是什么?和之前的作品相比,《阿娜河畔》带给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答:我想,应该是它既写出了真挚的情感,也写出了火热的生活,让读者获得了健康、阳光且有力量的阅读体验。文学作品的主题,应该首先表达作者本人对生命、对世界的认知与审美。近些年来,在一些时刻,我总会想到一个问题:人活一世,到底什么最重要?思来想去,还是那些始终带给人温暖与力量的东西,那些足以支撑人们心怀希望、相信未来的东西。这与道德要求无关,只是出于认同与敬重,我愿意思考并书写这些东西,它们能够提供让我前行的力量。所以,在《阿娜河畔》里,有了那样一群人,他们并不完美,但每个人身上都有散发着人性之光的珍贵品质。我相信,正是这些美好品质,作为时间里恒久的“不变”,为时刻身处变化中的人们,带去稳固的信念与慰藉。

《阿娜河畔》讲述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发展史,当时一批又一批内地支边青年响应国家召唤,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扎根兵团,为祖国西部边疆建设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与汗水。特别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兵团人,靠着对农垦建设的付出和坚韧顽强的理想信念,创造了一段波澜壮阔的边疆创业史。

所有历史进程和变革都需要用具体的个人故事、情节和细节去展现,这就需要掌握一种能够将个体与整体、个人与时代接通并融通的写作手法,这一点是我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在每一个写作阶段,都必须找到那个接通并融通的具体的“点”,既要自然贴切,又要富有深意,所以特别考验作家的创造性、思想力和想象力。

另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作家本人对小说人物的理解与共情,书中每个人物都是人物自己,作家既要塑造他们,又不能替代他们,这就考验作家对人性、人心的发现与认知,以及作家本人的共情能力。

问:您在早期作品里描写故乡和童年,文字里渗透着冷静,我以为那就是您的写作风格。《阿娜河畔》写团场和团场里的人生,文字语调温暖而明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答:生命在生长,二十年前的自己不会和现在的自己一样,看待同一件事物的感觉也会不一样。

在《阿娜河畔》的写作之初,我对整部小说的基调作过调整。一开始我想写出一种复杂性,但是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自然地被故事牵进去,被故事中人物健康而明朗的气质感染。然后我就想,为什么长篇小说非要写得复杂?为什么我不跟着自己的感觉,把这些年来自己越发看重的生命品质写进小说,以文字的方式呵护人世间的这些美好?

这样,我调整了小说原来的结构,也改变了它的语言、语感与语调,小说整体面貌越发朴素单纯,我写起来也更投入。

​审美开放,情感深沉,不断挑战自我

问:您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并有不少作品获文学奖。几十年来,您坚持的文学创作理念是什么?

答:文学创作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生命的成长、随着创作的推进而不断调整,慢慢地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状态。

比如,在文学创作的早期,我喜欢华丽、繁复、激昂的文风,作品情感夸张、想象恣肆;中期就偏向于理性思辨,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多有尝试;目前是我文学创作的第三阶段,基本能够将前两个阶段的风格平衡处理,相对来说文风朴实了许多,这对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尝试多种创作方法后,我对文学表达的认识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解,在创作中努力要求自己审美开放,情感深沉,不断在创作中挑战自我。

审美开放,是指根据所写内容和对象相应改变写作风格,没有一种风格可以“通吃”所有作品,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情感深沉,是指对人物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发掘。我同意阿来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而是情感的深刻。”所以我不认为“真情实感”“真实”就是对一部好作品准确的评价,因为“真实”是有层次的,有一些情感是真实的,但它可能也是肤浅和煽情的。“情感深沉”不一样,它是思想与情感的结合体,隐藏在情感背后的东西更有力量,很可能叫人欲哭无泪。不断在创作中挑战自我,则是指作家的警惕心,要敢于在创作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寻找新的表达路径。

​用文学展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

问: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阿娜河畔》这部作品对您的民族文学创作来说有什么意义?

答:在《阿娜河畔》的创作中,我跳出了本民族题材与特征,也是想借此表达,民族作家的创作能够突破自身局限,可以展现出民族文学更宽广、更深厚的面貌。

《阿娜河畔》的写作实践,使我对民族文学创作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文学可以帮助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彼此并不相识的人们增进理解、互相尊重,民族文学创作首先体现了文学的这一功能。我国各民族作家的创作天然携带着民族文化基因,这些绚烂多彩、极富特色的文化基因,不仅表现在服饰、饮食、风俗等外部形态上,更多地体现在他们感受、看待和认识世界的观念上。正是这些内在内容,形成了有价值的文学表达,当这些表达汇入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化格局中,就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形态。

多民族融合的文化背景,使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有一种天然的体认。这使我在落笔之初,就具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自觉。《阿娜河畔》这部小说,其实就是多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写照,也是一次文学实践。

问:今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作为在兵团长大又书写兵团的作家,您今后还会写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吗?

答: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沃土。新疆地域广阔,文化多元,历史深厚,任何一位热爱并了解它的作家,只要打开视野,用心去体验和思考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现实,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资源。目前来看,我只是写了它广阔的历史与现实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阿娜河畔》中的农垦一代和二代,也仅仅写出了他们命运和心灵的一个侧面。

这部小说主要选取了兵团建设发展史中“教育”和“水利”两个小切口,显然这远远不是兵团建设发展史的全部。无论是人物心灵层面,还是兵团的整个建设发展史,《阿娜河畔》都只是截取了一个断面。因为这次《阿娜河畔》的创作,让我对这个题材的写作有了更深的体会、更开阔的视野,有了更多想写的内容。当然,我希望未来可以继续创作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