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江汉关博物馆里，陈列着3枚引人瞩目的清代银锭，它们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3枚银锭面值均为50两，外观呈马蹄形，有大半个手掌大小，其中有2枚为清光绪年间铸造，1枚为清同治年间铸造，上印有清晰的“江汉关”铭文。这3枚银锭虽因岁月淘洗而变得颜色暗淡，却记录着中国近代的一段屈辱史，值得我们铭记与警醒。

建在百年大楼中的博物馆

1862年，经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江汉关正式建立，其主要职责是收税、缉私、测量长江航道等。当时江汉关将所收税银集中铸成银锭上缴国库，用于满足清朝财政需求和促进贸易。

1924年1月，作为江汉关海关办公场所的江汉关大楼建成，它由主楼及其顶部的钟楼组成，曾一度是武汉市最高的建筑物。大楼外观庄重典雅，整个建筑具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风格。大楼正立面女儿墙的正中处，篆刻有著名书法家宗彝所书“江汉关”三字。

2001年，江汉关大楼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这里作为江汉关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展示了武汉开埠以来的历史。这座百年大楼本身也是镇馆之宝，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江汉关博物馆展厅面积达2300平方米，馆内有税务司、秘书课、江务课等海关旧址的复原陈列，以及各类藏品、文献资料近万件。走进博物馆，仅一墙之隔，武汉江滩游人如织、人声鼎沸的景象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历史气息的宁静氛围，让人能沉下心来慢慢观赏文物，了解江汉关的前世今生。

晚清关税收入不少用于赔款偿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扩大通商口岸范围，汉口便是其中之一。汉口开关通商后，“海舶江轮排似节，大船争比小船多”，商贸较之前更加繁荣。

江汉关刚设立时，只征子口税。子口税源自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根据该条约，英国商人凡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或出口货物运销国外时，除在口岸海关缴纳5％的进出口关税外，还要缴纳2.5％的子口税，以代替在中国境内运输货物沿途所经关卡应征的税、捐和厘金。子口税税率较低且只统征一次，实际负担低于中国商人运销货物缴纳的各类苛捐杂税，造成了洋商和中国商人不公平的市场地位，为洋商推销洋货和搜刮物产提供了便利，也导致地方政府的税收受到侵蚀。

1861年，湖广总督官文三次上书朝廷，要求尽快在汉口征关税。官文在奏折中表示，如果不改革江汉关的关税制度，“长江之利为洋商占尽，长江税收为外商漏尽”。朝廷同意了官文的奏请，1863年1月，江汉关开始征收关税。开征关税之后，每年的收入非常可观。由于缴纳关税的银子都是碎银，上缴国库前需委派专门机构将碎银铸成银锭，这就是江汉关银锭的由来。

既然关税数额如此巨大，为何今天存世的海关银锭却十分少见？

原来，1858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由外国人帮办海关税务，清政府还要以关税作为担保，偿还部分赔款。从咸丰朝开始，清政府一遇到较大战事和战争赔款，就向洋商借债，再用海关收入还债，关税用于还款的海关中就有江汉关。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共借外债43次，计4500多万两，其中以关税还款或抵押的就有25笔，计3200多万两，占总数的七成。

正因江汉关的税银大部分都用于偿还清政府的外债和战争赔款，剩下的也都上缴国库，所以今天存世的江汉关银锭极少，已成为珍贵的文物。

近代中国海关管理逐步现代化

当时中国海关的管理权被外国人把持，但由于引进了相对先进的管理模式，客观上各海关的运营管理水平相比之前有所提高。

在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前，华中地区的水陆交通要道和商贸重地也设有相关的税收关卡，但这些传统关卡主要采用包税制，缺乏详细的税收细目和整体收支预算。在包税制下，政府只是大致确定来年的税收总额，只要当年的税收收入达到规定的数额就算完成任务。超出部分除支付人员薪水外，其余的由关卡管理人员自行支配，上报多少完全凭其片面之词，因此这种制度存在不少漏洞。

近代中国海关引进西方管理制度后，财务管理方面发生变化，如江汉关采用的就是收支两条线的预算年报表制度，每年都要编制一份详细的年度财务预算书。国民政府总税务司署要求，各地“海关于每年未开始前，预饬各关就规定的科目编呈全年度预算”。

年度财务预算书分为两大部分，即常时部分和临时部分。常时部分包含海关各科的行政经常费用，例如俸给费、办公费等；临时部分则包含改进业务及新计划支出的费用，如增设分卡费、购买缉私舰艇等。这样分门别类进行预算编制，不仅一目了然，还提升了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江汉关大楼和那3枚静静陈列着的银锭，见证了中国被列强掠夺的历史，也见证了百年来时代的变迁。如今，江汉关大楼已成为武汉一处迷人的人文景观，吸引着各地游客来此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青山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