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与瑞典之间爆发了“大北方战争”（1700年—1721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需款浩繁，在没有其他进项的情况下，彼得一世只能通过税制改革来筹集军费。彼得一世的税制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00年—1718年，主要通过征收名目繁多的特加税，增加国库收入；第二阶段是1718年—1725年，彼得一世废除了过时的按户征税原则，转而推行“人头税”，同时废除了其他税种。

增加名目繁多的特加税

为打赢“大北方战争”，彼得一世建立海军，并大量招募新兵。1699年—1700年，俄国招募新兵的支出达到47.8万卢布。1702年，俄国招募新兵9000人，1703年又招募了9个军团，军团总数达到40个。1704年和1705年，俄国军费支出分别为268.6万卢布和320.5万卢布，达到国家预算总收入的两成左右。

在整个“大北方战争”期间，俄国仍使用17世纪的按户征税方式征收固定税，即政府定期进行户口调查，然后将农户数量作为征税依据。然而，政府户口调查结果显示，俄国农户数量每年都在减少。固定税的收入无法支撑军费支出，彼得一世只能提高驿务税、造舰税、彼得格勒建设税等税种的税率。

同时，彼得一世还增收了名目繁多的特加税。特加税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各种军需粮草税，主要根据各省的军队部署情况来征收，此项税种主要有彼得格勒粮草税、里加粮草税、波莫瑞粮草税、亚速粮草税和沃罗涅日粮草税；第二类为兵役税和战马税，纳税居民还要负担新兵制服、伙食和运送士兵的相关费用；第三类是徭役及相关的货币税。

以1720年—1723年为例，俄国固定税收入为560.4万卢布，特加税收入为742.8万卢布，两项税收分别占税收总收入的43%和57%。可见，彼得一世时期征收的特加税相当繁重。

开始推行“人头税”

在“大北方战争”期间，俄国都是按户征收固定税和特加税。登记户口时，地主会将几个有亲属关系或者无任何关系的家庭整合成一户，这种做法的唯一动机就是逃税，这迫使彼得一世决定要彻底改革税制。此外，彼得一世也逐渐意识到，不断提高税赋和开辟新税种势必会引发民众暴动，为此必须进行税制改革。

1718年11月26日，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地主要按规定的期限向政府提交男性农奴的花名册。1719年1月22日，俄国再次颁布法令，对纳税居民人数进行统计，史称“丁籍调查”。根据法令，所有男性居民不分年龄都应该登记。政府专门委派官员核实登记农民的数量。丁籍调查到1724年才结束。

1724年2月，彼得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地主或由其选任的税收专员负责征收“人头税”。比如，男性居民征税额为每人每年74戈比（100戈比=1卢布），该法令于1725年正式生效。推行“人头税”之后，其他的货币税和实物税全部停止征收。1725年，全国统计的男性纳税居民约为540万人，征收的人头税总额近400万卢布。

彼得一世税制改革影响

彼得一世税制改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彼得一世通过税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国库收入，俄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并为打赢“大北方战争”提供了经济保障；另一方面，彼得一世税制改革给农民阶层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俄国税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富足的贵族阶层和神职人员不属于纳税人，而支付能力十分有限的农民阶层却是纳税的主体。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农民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农民，他们耕种国家的土地，有人身自由；二是教会修道院农民，这些人耕种教会的土地，也有人身自由；三是地主农民，也称地主农奴，他们依附于地主，没有人身自由。彼得一世时期，这三类农民占总人口的95%以上。无论是提高税率、开征新税种，还是推行“人头税”，都使农民阶层苦不堪言，造成当时的俄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这样评价彼得一世的税制改革：国库利益最大的敌人就是领地贵族，他们正是政权扶持下的产物。领地贵族们并不关心真理与平等，唯一锲而不舍追求的是如何免除自己的赋税。

在“大北方战争”期间，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彼得一世不断加重农民阶层的税收负担。“大北方战争”结束后，战时建立的常备军在和平时期仍需保留，而维系部队开销也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因此，用“人头税”代替按户征税，政府继续定期进行人口调查，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

尽管彼得一世的本意可能是通过简化税制来提高税收，但实际上的税收收入也仅够维持军队支出。最终，“人头税”制度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