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张广泛使用前，中国古代用于书写记录的主要载体是简牍。东汉时期，蔡伦改进造纸工艺后，纸张逐渐取代简牍成为主要书写载体，西晋后简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湖南省郴州市出土的西晋简牍是我国目前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最成系统的西晋时期政府文书，把现今发现的最晚年代的简牍从三国时期延伸到了西晋，郴州简牍也被称为古代简牍的“绝唱”。这批简牍记载了不少关于户调令、田亩面积、课税对象等赋税内容，为研究西晋时期财税制度提供了参考。

沉睡千年的“百科全书”重见天日

2004年初，郴州市城区苏仙桥下，原郴州美印总厂工地机声隆隆，施工正酣。郴州市文物处考古工作人员在施工现场仔细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在杂草丛里发现了11口从西汉到宋元时期的废弃古井。考古人员到井里一探究竟，结果意外发现沉睡井底1700多年的简牍。后经挖掘，于2号井出土三国吴简130枚，10号井出土西晋简牍909枚。

郴州简牍出土之前，全国仅存西晋简牍13枚。郴州这批西晋简牍，全是地方官府档案，史料价值极大，且如此大批量、成体系的出土更是绝无仅有。郴州简牍的出土很快在考古界引起轰动，让一个更丰富、立体的西晋桂阳郡（郡治在今郴州）浮现于世。

经考古人员辨认和考证，郴州简牍记载了西晋惠帝年间（290年—306年）桂阳郡的政府机构设置、郡县治理、地理交通、人口与赋税、土地与物产、祭祀习俗等内容，是反映西晋时期郴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

为什么郴州简牍能保存至今？郴州市博物馆研究员罗胜强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其材质大多为杉木而非竹质，杉木气味芳香，不仅能防腐抗虫，还特别耐水浸泡。

罗胜强说，当时“八王之乱”的战火一度烧到郴州一带，或许是为了让这批官府文件免遭破坏，情急之下，桂阳郡官府将其深藏于废弃的水井中。密封的古井仿佛一个天然冰箱，水的浸泡又将简牍与外界隔离，这才使简牍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千年之后重见天日。

户调制鼓励家庭生产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中国暂时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进入短暂的统一，农业生产慢慢恢复，人口数量慢慢增加，帝国的行政秩序又趋向稳定。从晋简的记载来看，即使在当时地处偏远的桂阳郡，也能看到经济恢复发展的勃勃生机。

出土晋简C3-6记载“诏书民生在勤勤则不遗游业惰农鲜不为”，意思是朝廷颁布政令要求地方官员劝农勤于耕作，不可舍本逐末，表明当时桂阳郡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耕。还有晋简记载“土地生熊虎豹蛇蜈蚣蠭能毒害人陆生之属”“土地养畜牛马羊猪犬鹅鸡鸭”，表明桂阳郡当时的物产丰富，民众生活相对有保障。

罗胜强介绍，当时，社会经济尚待恢复，为解决多年战乱导致的土地荒废和士族豪强强占土地等问题，晋武帝司马炎延续实施了曹魏时期推行的户调令。如晋简C1-80记载，“出限外水陆田合六百一十二顷六十三亩半不应收租”“今年户调绵绢贾布七千八百八十五匹二丈别收责付库”等，可以看出当时西晋在田租之外，征收户调，户调按户征收，征收的形态包括绵、绢、钱币等。

西晋有一套严密的税收管理制度。晋简“主簿被曹敕符”记载，主簿作为桂阳郡重要属吏，掌管当地政府的文书事务，负责记录与核算赋税数据，整理汇总明细。在税收入库环节，地方政府会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将征收上来的赋税押送至关口仓库。库曹则承担着仓库管理的职责，负责接收、存储各地押送来的赋税物资。库曹要确保税收入库后不能被盗、被挪用或因保管不善而受损。

西晋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征收赋税，即依据资产多寡将农户分为九等，不同等次的农户税收负担不同。《晋书》记载，“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即16岁以上、60岁以下男子为户主的编户，每年缴纳绢三匹、绵三斤；女子或者13岁以上不满16岁男子、61岁到65岁男子为户主的编户缴纳户调减半；边远地区的居民只需要缴纳上述规定数额的2/3，极偏远地区的只需要缴纳1/3。由于户调制是按户征收，农户可以通过不分家来减少税收负担，一户有几个男丁也只需要缴一户的赋税。因此，户调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流动人口固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让原本大批没有编户的人口得以纳入户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户调制鼓励形成以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为特征的小农家庭，西晋时期的手工业因而得到发展。据郴州简牍记载，当时桂阳郡除了有锻工、医工外，还有捕虎工、酒工、武吏等职业。晋简上“呈乡献酒官”“口一千七百卌八采银夫”等记载，表明当时的桂阳郡酿酒业、采矿业发达。晋简上的“一所土中有沙石，可烧铸为银”，介绍了白银的冶炼方法，表明当时桂阳郡冶炼技术比较成熟。

民不聊生的“短命王朝”

经历三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后，西晋尽管推出了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后来却未能持续执行，对百姓的剥削力度反而加大。

比如，曹魏时期的屯田制被破坏后，当时抛荒的田地很多，西晋朝廷希望百姓去开垦荒地确定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于是颁布占田制这种新的土地税赋制度。根据这一制度，16岁—60岁的男丁占田面积上限为70亩，田租上限为每亩8升田谷，加上户调绢3匹、绵3斤。既保障了政府收入，又保护了士族特权。这个制度设计初衷很好，但很不完善。比如一品官员可以占用的土地面积为50顷，官职每降低一品，可以占用的土地面积就减少5顷，但是官员无论品级，都不用缴田租、不用缴户调。西晋许多官员、世家利用政策空子，大肆兼并土地，财富积累达到惊人的地步。

罗胜强介绍，由于土地大量被官僚地主阶级侵占，西晋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官府租佃土地，也有农民因缴不起田租而逃亡。郴州简牍记载，“今年应田租者八百四顷五十六亩六十步定入租谷三万二”。西晋时期，农民比曹魏时期受到更大的剥削，官僚地主想方设法侵占更多土地，官员士族争权夺利，民不聊生，流民起义不断，西晋最终在南下北方民族的打击下“短命而亡”。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郴州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