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加拿大政府宣布，从3月13日起，加拿大将对价值298亿加元（约合人民币1501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的报复性关税，包括价值126亿加元的钢铁产品，价值30亿加元的铝产品，以及价值142亿加元的其他美国商品。

目前，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征收的关税已影响了超过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24万亿元）的进口产品。自2018年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数千种产品征收关税、试图以关税升级贸易战以来，多位国外经济学家评估了贸易战中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由特朗普实施、拜登保留的2018年—2019年贸易战中的关税政策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2%，资本存量减少0.1%，就业岗位减少14.2万个。有经济学家认为，关税的提高减少了产出和就业，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损失转嫁：价值链转移与商品价格上涨

自2018年美国大幅加征关税后，其效用引发了经济学界的讨论和质疑。2018年1月，美国对太阳能电池板征收30%的进口关税，对洗衣机征收20%—50%的关税，这对相关产品在美国的价格产生了直接影响。

联邦经济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亚伦·弗拉恩对美国家电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分析，该指数在贸易战前多年来一直稳步下降，但在2018年大幅加征关税后却开始急剧上升，商品单价总体上升30%，这表明大部分关税都转嫁给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弗拉恩认为，关税对价格影响的特殊之处在于，只有在均衡贸易价格水平上两国贸易才能达到平衡，在其他任何价格水平上，两国的进口和出口意愿都不会相等，这也意味着提高关税的同时母国必然会遭受损失。

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出台后，多国及地区如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等均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约有121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受到影响，严重打击了美国农产品及钢铁、汽车等消费品出口。

鉴于固定成本与当前的供应链模式，弗拉恩认为，传统上使用贸易政策作为保护和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做法，在面对全球相互关联的供应链和贸易伙伴反制情况下，需要更慎重的考量，因为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会引发成本高昂的投资转移。例如，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中国进口商品因关税而涨价，美国企业转而从其他国家进口，而非购买国内受关税保护行业的商品，进而造成其他国家对美出口增加，但美国的相关行业因面临报复性关税难以在其他出口市场扩大销售。

根据模型测算，关税的提高造成进口商品种类减少，这对企业价值链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制造业从生产到销售的中下游环节成本平均提高了1%，造成约1650亿美元贸易损失或投资流失。这表明，提高关税在短期内的效益被报复性措施抵消，进而导致商品竞争力下降，特别是被下游行业的成本上升所抵消。

弗拉恩分析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发现，2017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和产出呈稳定增长，2018年底，制造业就业和产出的增长陷入停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018年发布的褐皮书（经济展望调查报告）中提到：“因为新实施的贸易政策，制造商担心价格上涨造成的供应中断。”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提高经济产出和收入水平，而贸易壁垒则会降低经济产出和收入。弗拉恩在研究中提到了一个潜在问题，即关税带来的相关成本增加可能损害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及消费者的购买力。在消费全球化的语境下，本土生产的产品难以完全替代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在消费者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例如随时可以喝到法国葡萄酒和哥伦比亚咖啡的情境下，如果抬高贸易壁垒导致这些产品无法购买，会限制消费者对新品类的购买能力，甚至带来长期消费力疲软的问题。

政治驱动：“岗位回流”还是保住选票？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起贸易战时，宣称目标是“让就业岗位回流美国”。为了研究其实际成效，2024年，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世界银行、苏黎世大学和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及官员共同开展了一项关于“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经济与选举的影响”的研究，结合关税风险指标对就业增长情况进行分析。

关税风险指标被用于测算加征关税对供应链条的影响。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数据及农业部的统计显示，关税上调的一年内，全美地区平均关税风险指标由0.03上升到0.07，其中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北部、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区受影响最大，这些地区所生产的农作物如大豆及棉花大量出口中国。美国出口价值相对于外国关税的弹性为-3.9，这意味着增加10%的进口关税将造成出口价值下跌32%。2018年，关税给美国出口商造成约每月24亿美元的损失。

同时，通过测算有关地区劳动力参与率、失业率以及关税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能够发现，关税风险指标与失业率呈正相关，与劳动力参与率呈负相关。即2018年加征关税政策实施后，与贸易保护政策行业相关度较高的地区失业率相对增加，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这表明关税在短期内并没有促进制造业就业或产出，甚至带来制造业就业人数相对减少的负效应。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关税如何影响各行业的就业情况，研究使用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就业和工资普查中，按行业和通勤区划分的月度就业数据。以美国722个通勤区48个月（2016年1月—2019年12月）的就业人口为对象，测算关税对各部门就业率的影响后发现，对外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并未提高预期受益部门即制造业的就业率；相反，各国加征的反制关税降低了美国农业生产部门的就业率，同时降低了运输和仓储、商业服务以及其他服务部门的就业率。

上述证据表明，至少在政策实施的前两年，“让就业岗位回流”的目标并未实现，但达成了其隐含目标——争取政治支持。研究认为，贸易战向关税保护主要地区的选民传递了政治团结的信号。政策冲突可能会增强政治身份的重要性，并巩固群体归属感，即便这些政策并不直接提升支持者的经济利益。

研究认为，“争取政治支持”的效果在贸易政策上表现尤为明显。因为选民的固有认知中，贸易政策最能够反映“蓝领工人”与“富裕阶级”的对立。调查机构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共和党人和40%的高中及以下学历选民认为，从国外进口商品对经济构成威胁；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和大学以上学历中持这种观点的比例分别为18%和25%。进口关税政策使认同民主党的选民比例降低了2.7%，而认同共和党及无党派的比例分别提高了16%和11%。因此研究者提到，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与其说是“增加就业”，不如说是“政治考虑”。

研究中还进行了一种假设性推论：如果持续提高关税，那么未来福利的减少将成为美国公民的“难以承受之重”——因为，加征关税带来的损失将逐年稳步增加，每一波加征关税都会影响更多的国家和产品。如果政府不能提供与他们所获得的税款相等的社会福利，那么纳税人将会为这些关税带来的损失埋单。

（作者单位：中国税务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