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农·史密斯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查普曼大学法学院教授，他从博弈论与市场行为的实验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和市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现代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费农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方法。2002年，因在“用实验室试验方法研究替代性市场机制”方面的创新贡献，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传统以“理性人”假设为特征的理论研究不同，费农在实验室重新设计真实或半真实经济场景，通过被试者的行为来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使得实验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他提出“人的经济学”理念，进一步强调了经济活动背后的道德感知、情感因素与制度安排在实际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实验设计，观察真实的人怎样响应政策

实验经济学强调运用实验和观察的方法对假设、模型以及理论的有效性进行严谨检验。20世纪60年代，费农进行了一系列“双重拍卖”实验。在这些实验设计中，研究者往往设置被试者分别扮演“买家”“卖家”角色，并在某个拍卖平台上进行多回合交易。

实验结果发现，参与者即使并非如预期的理性，最终的成交价格也会在商业往来频繁的情境中逐渐收敛到预期的均衡价格。这种市场微观实验，为检验各类市场制度、机制效率以及资源配置结果提供了实例，使得经济学研究走出原有的抽象世界，变得更可观测。通过将市场实验引进经济学研究，费农让经济学家不再仅依赖数学推理或现实数据的事后分析，也能在控制变量的前提下进行“人造市场”的动态试验，为验证市场价格如何在供给与需求的交互中趋于均衡提供了实证依据。

实验经济学的设计与检验，不仅限于简单的买卖模拟，还可以用于政策设计和效果检验。费农认为，只有让真实的人在真实的选择压力下激发出各种动机与策略，然后观察他们怎样响应政策或制度的框架，才能帮助决策者制定出更加灵活有效、兼顾人性特点的公共政策。换言之，实验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安全的试错空间”，让决策者可以更为理性地评估制度实施路径，而非一味依赖静态的数据回溯或纯理论推导。

过去在常规宏观或微观经济研究中，政策制定往往带有较强的事后评估属性，决策者需要在制度执行后评估其效果。但通过实验经济学手段，可以在一个较小规模的受控环境中先行试点相关制度设计，以控制风险并优化方案。例如，在拍卖制度、公共品供给、排污权置换等领域的许多创新改革，美国政府部门都曾应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模拟可能发生的社会行为，观察决策缺陷，预测某项改革的可行性。

立法者应将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近年来，费农不断探索经济学领域中“人文”与“经济”的交融。在他看来，市场原理背后不仅是价格与供需，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联系、道德诉求与人性因素，经济活动并非仅由理性“收益—成本”的计算支配，情感、道德甚至宗教信念，都能在不同层面影响市场决策与个人选择。例如，在谈及公共品捐助和慈善组织时，一些人的慷慨往往不是出于对预期回报的“计算”，而是受到内在价值观、社会共识和个人情感的驱使。这类超越纯理性收益的行动，在传统经济学模型中很难得到圆满解释，但从“人的经济学”视角出发，能更好地捕捉人类行为动机的丰富性。

在“人的经济学”视角下，经济制度既包括税收、产权、合约等“硬”约束，又包括信任、道德、文化等“软”约束。费农认为，在设计经济政策、市场机制或福利制度时，应充分考虑这两方面的协调与冲突。

费农强调在市场制度与社会规范之间寻找平衡点。当个人在与他人交易或合作时，除了成本收益权衡，也会关注公共形象、社会认同等因素，这些集体意识反过来影响市场运行绩效。如果在制定政策时能够将公民的“信任资本”纳入考虑，尊重各群体的文化差异，就能更好地预防制度空转。因此，“人的经济学”呼吁研究者与立法者将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用更为多元的视角理解人性，并借助实验工具来验证政策举措的可行性与社会接受度。

费农在研究中提到，若政策制定能够考虑到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差异，政策实施时更容易实现遵从与配合。由此，笔者联想到，在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果把所有环节仅看作“技术—信息”的对接，容易忽视纳税人对政策的理解、对办税体验的感知，也会忽略税务人员的工作情感，最终可能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因此，数字化转型应纳入更多对“人”的考量，在用“硬”技术解决提升效率和监管精准度等问题的同时，增强“软”关怀的制度设计，让更多纳税人获得正向体验、让税务人员在数字平台上施展专业所长，从而推动形成良性循环，增强全社会对税收的信任，促进税收遵从。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