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认为，相比道德呼吁，加强第三方信息交叉验证和提高执法能力对遏制逃税更为重要。

为什么有些人选择逃税而另一些人不会？一种流行观点是，将这些行为差异归因于税收道德因素，如不诚实、自私或厌恶社会规则等。这种假设能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吗？

此前，德国波恩大学IZA劳动经济研究所与乌拉圭税务局合作，以6078名纳税人为样本，使用调查问题和模拟实验等，来衡量诚实度、利他性等特质对纳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些预期与逃税选择高度相关的指标，如税收道德水平，其相关系数接近于零；而其他指标如利他主义则有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实验表明，相比个人道德，外部因素如边际税率和同伴行为对逃税行为影响更显著。

工资低报：衡量逃税的主要指标

研究人员以工资低报作为主要逃税指标开展调研。乌拉圭是拉丁美洲中高收入国家，2018年该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9.2%，与拉丁美洲（23.1%）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3%）平均水平接近。个人所得税是乌拉圭的第二大税种，占总税收收入的13%，仅次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起征点为年收入12436美元（约合人民币90840元）。

在乌拉圭，个人纳税人须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申报其收入、扣除项和预扣税。雇主须通过第三方报告系统向税务机构提交工资信息。与发达国家相比，乌拉圭的第三方报告执行力度较弱，因此纳税人可通过低报工资逃税。通过比较纳税人申报的工资与雇主提交的第三方报告，文中分析了2016年乌拉圭全国15.1万名领取工资并提交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数据。结果显示，15.5%的纳税人低报工资，平均逃税额占其应纳税额的17%，约344美元，且逃税者倾向于高报扣除项。

这些逃税行为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前一年低报工资的纳税人次年更可能重复这一行为。例如，2015年如实申报工资的纳税人中，15.2%在2016年低报；而2015年低报者中，26.5%在2016年继续低报。为探究此类行为是否和个体的税收道德水平高低等因素具有可预测的关联性，这项调研设计了多项实验室游戏和调查问卷。

模拟实验：道德、立场与逃税行为

在模拟实验的环节，该调研团队对多个经济学常用的实验室游戏进行改编，记录参与者的测试表现，衡量可能影响逃税的因素。通过将实验数据与税收数据合并，分析此类测试能够多大程度上辅助管理并预测逃税行为。

实验室游戏包括掷骰子（测量诚实度）、裁定者博弈（测量利他性）和公共品博弈（测量合作意愿）等，旨在测试税收道德水平、对他人逃税的感知度、再分配偏好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

骰子实验——不诚实的人是否更可能逃税？

该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掷骰子后报告结果，然后根据报告的数字获得相应的奖励，从而测试受访者是否会高报掷出的数字。该游戏旨在测试诚实与逃税行为的关联。同时，测试中加入了关于税收道德的问卷，如“你认为逃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从不、有时、总是”，并假设选择“有时、总是”的人更可能逃税。

裁定者博弈——慷慨的人逃税倾向更高还是更低？

该游戏包含一名裁定者（参与者A）和两名同伴（参与者B和C），裁定者将获得一笔钱并决定将多少钱分给同伴，同伴只能被动接受裁定者给出的分配方案。该游戏用来衡量受访者对他人的信任及慷慨程度。因为一种常见认知是，人们选择不逃税，是不想损害受益于税收收入的群体的利益。

给予及捐赠实验——“善举”更多的人是否逃税概率更小？

有些人可能想帮助有需要的人，但不愿意缴税，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税款被浪费了。在这一实验中，参与者拥有1000美元初始金额，可以选择将任意金额捐赠给教育机构或非营利组织。通过这一测试，可以分析对公共福利投入的利他性行为与纳税行为的关系。

同伴感知实验——他人行为多大程度影响个人选择？

实验要求参与者估计公司平均少报的增值税金额，并用“0%—100%”的区间来猜测低报工资的员工比例。为确保参与者反馈真实想法，测试以权威机构的数据作为正确答案，最接近者能够赢得奖励。该游戏旨在测试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感知强弱程度，并借此分析同伴行为对个人纳税行为的影响。

左右光谱测试——政治立场是否影响税收行为？

该实验使用量表测试受访者的立场，由受访者选择“在政治中，常见的立场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在一个0代表左派、10代表右派的量表上，自己处于哪个位置”。该游戏旨在测试政治倾向对纳税行为的影响。

实验结果：道德水平并非决定性因素

研究过程中，共有6078人完成测试或调查问卷。以乌拉圭纳税人的工资申报情况作为衡量标准，通过合并调查数据与税务记录，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税收道德反馈与实际逃税行为相关性接近于零。在骰子实验中，约11%的受访者谎报点数。结合工资申报率来看，在统计过程中，点数谎报比例每增加1%，对应的工资低报率反而会下降0.07%。在税收道德问卷调查中，24.2%的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较低，认为“有时或总是”可以接受逃税；75.8%的人税收道德水平较高，“从不”接受逃税。数据显示，这两个群体的工资低报率仅相差0.6%。测算显示，税收道德水平与实际逃税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接近于零（-0.006）。

利他主义测试与逃税呈正相关。裁定者博弈实验的结果显示，个人分享财富越多，就越可能成为工资低报者。选择不分享财富的个体低报率为11.5%，分享1/4财富的个体低报率为12.8%。在向陌生人、慈善机构、政府捐款的测试中，捐赠比例低于50%的和高于75%的组别，其对应的工资低报率分别为13.1%和13.9%。从这一结果来看，更乐善好施的人似乎更有可能逃税。一种潜在解释可能是，热衷于公共捐赠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比政府更好地利用这些资金帮助他人，因此会更多地逃税，并且逃税后会感到内疚，进而通过更加慷慨的慈善行为来弥补。

政治立场、同伴感知与公平性偏向与逃税行为强相关。左翼政治立场、认为他人逃税、认为税收应增加累进性的样本更有可能逃税；关于他人逃税行为的感知与工资低报率成正比。在统计过程中，“认为他人少报”的样本比例每增加1%，个人自身逃税的可能性比例增加0.07%；对税收累进性的期望程度与工资低报率成正比。一种推测性的解释是，认为制度不公平的人更容易为其逃税决定找到理由，支持“增强税制累进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现行税制不公所以逃税合理”的自我认同。

研究还发现，同伴行为最能预测逃税选择。同一税务机构的客户逃税行为存在强烈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很大程度是信息溢出效应所致。例如，税务人员到潜在逃税者公司或家中发生直接接触时，未被走访的人也会因邻居或同事接受调查而从逃税转向合规。

研究认为，相比道德呼吁，加强第三方信息交叉验证和提高执法能力对遏制逃税更为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税务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