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故事

1949年，我进入重庆地区税务部门工作。当时，税收征管处于起步阶段，依赖纸质税票、现金交易与人工核对，税收管理员权力较大，存在腐败风险。1951年，我所在县税务局接到举报，称某纱厂曾向税收管理员游某行贿一包金条，行贿人未记清金条的具体数量。面对这一案件，领导交给我一项艰巨的任务——全数带回某纱厂行贿给游某的金条。

我赶紧前往游某家，告诉游某妻子游某已被羁押审查的事实，并讲明来意。我表面镇定，其实心里十分忐忑——金条数量没人清楚，如果游某妻子不全数上缴怎么办？“从收到金条那天起，我们夫妻俩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真后悔，当初应该坚决劝他还回去。”游某的妻子说。随后，她带我来到厨房，从门后墙上抽出一块松动的砖头，取出一个油布小包，里面包裹着金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金条，点收后，我用油布包好金条，马上赶回县局将其原封不动地交给局长。局长清点后说：“不多不少，刚好。”随后立即安排其他同事将金条上缴至国库。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金条数量不是不明，而是组织对我的考验。

“从收到金条那天起，我们夫妻俩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游某妻子的这句话和她悔恨的面孔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从税几十年，无论环境如何复杂，面临何种诱惑，我始终坚守廉洁底线，对每一张税票、每一笔税款核定都心怀敬畏，以实际行动践行对税收事业的忠诚，守护国家税收公平正义。

1998年，退休后的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位老朋友因贪污受贿被“双规”的消息。这让我十分痛心，培养一名优秀的干部需要组织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可贪腐行为不仅摧毁了干部自身的职业生涯，也意味着组织多年来投入的心血付诸东流。于是，我萌生了将我多年来通过剪报收集的反腐倡廉新闻整理成书的想法。从那时起，我持续将收集的剪报内容进行摘编，用10年时间编写出第一版《反腐倡廉警世录》。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两次扩编，并将其印刷成册。这本书有近600页、字数超48万，收录了518起大案要案。

2015年，《反腐倡廉警世录》被重庆税务部门采用，成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学习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杜萌昆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有两个孩子，我常用书中的案例警醒他们——奉公守法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守的准则，要严守党纪国法的底线，不为利益所惑。让我深感欣慰的是，孩子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踏实肯干、清白做人。平日里，我也会到社区、消防队、卫生院等地讲廉政党课，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影响更多的人。

（口述者系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退休干部，曾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税务总局“最美税务老干部特别致敬人选”等荣誉；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重庆市文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