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2025年《所得税法》草案在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审议，若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4月1日生效。印度此次改革旨在通过重构个人所得税体系、优化中小企业税制等多项措施，破除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税制积弊。而这场被印度政府称为“制度创新范式”的税改，能否顺利实施并收到预期效果，在国内外引发广泛争论和多重质疑。

经济滞胀与税制痼疾并存

近年来，印度国内经济表现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胀压力持续攀升。同时，印度的税收体系也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其脆弱性首先体现在税基的极度狭窄。据统计，2024—2025财年，印度仅有7500万人提交纳税申报表，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足7%。其中，63%的申报者实际上并未缴纳任何税款。

根据官方公布的税收数据，印度中产阶级群体（年收入10万—1000万卢比，1元人民币约合11.8392印度卢比）承担了所得税的主要部分，而年收入超过1000万卢比的高净值人群贡献的比例相对较低。这种结构性失衡凸显了现行税制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功能不足。此外，由于税制失衡，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持续减少，生活开支占据主导。印度国家抽样调查办公室的2023—2024财年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显示，普通家庭支出中有65%用于食品、住房与医疗等刚性开支，同时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上一财年的14.8%上升至17.4%，而实际工资增速却长期落后于零售通胀率。

印度6亿劳动力中的大部分受雇于非正规职业，灰色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尽管税务部门不断加强税收征管，但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仍面临巨大阻力。

多层级、高壁垒的税收体系对印度营商环境造成了显著损害。中央、邦与地方三级税制中存在大量模糊条款。例如，1961年《所得税法》关于商业信托资本利得税税率的适用争议持续数十年，导致房地产投资信托长期按30%的税率缴税。此外，高关税政策成为外资进入印度市场的重大障碍，汽车进口税率最高可达110%，化学品和电子产品税率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大众、起亚等多家全球知名汽车公司纷纷在印度深陷税务纠纷，印度政府称这些企业涉嫌逃税。而相关跨国企业则认为，外国公司在印度长期面临过度税务调查，这使得投资者对印度市场的信心大幅下降。

推进税改以应对结构性挑战

针对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印度政府推出了当前的税收改革方案。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拟将起征点从70万卢比大幅提升至120万卢比，覆盖人群扩大约40%；税率级距拟由原来的5档增加至6档，最高税率30%的征税门槛从150万卢比上调至240万卢比，从而构建“高门槛、宽级距、缓累进”的税收结构。专项扣除项目则拟从十余项精简为两项，仅保留7.5万卢比标准扣除及雇主养老金扣除，以简化申报流程。

中小微企业的推定课税标准从2000万卢比放宽至3000万卢比，同时新增“现金收入占比不得超5%”的限制，以有效压缩灰色交易空间。针对电子制造业的非居民企业，适用推定征税规则，其应税基数设定为总收入的25%，并引入5年锁定期，防止企业通过短期套利行为规避税收。此外，修复了商业信托税制中的漏洞，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和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上市证券长期资本利得税税率拟从30%下调至12.5%，从而结束长达数十年的法律争议。对于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允许其在成立后的10年内，选择任意连续3年享受利润全额免税的优惠政策。

在国际税收领域，根据新的转让定价规则，允许企业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前提下，连续3年适用相同的定价标准，意在提升跨境交易的确定性。数字服务提供商需披露其收入来源地信息，以明确锁定数字经济的税基。此外，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古吉拉特邦国际金融科技城）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将扩展至船舶租赁业务的资本利得、衍生品交易以及寿险保单相关业务。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持股上限拟从74%提升至100%，但前提是将所收取的全部保费重新投资于印度国内市场。

税改面临多重质疑

尽管印度政府将此次税制改革标榜为历史性突破，但其方案的可行性与实际效果仍面临多重质疑。

首先，此次改革是否吸取了以往教训尚存疑问。据了解，印度2010年与2019年的两次税改均无实质进展，若此次改革目标仅停留在简化法律条文和扩大税基等表层问题，而未触及税收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例如高净值人群贡献不足20%所得税的畸形现状，所谓的改革公平性恐难实现，相关改革措施能推进到何种程度更是难以估计。

其次，维持企业低税率以吸引外资的政策，可能效果甚微。当地分析人士称，2019年企业税率下调后，印度外资净流入额不升反降，2024年4月—12月的净流入额甚至暴跌至仅12亿美元，同比骤降85%，这表明单靠税率调整难以根治投资环境中的深层次问题。而且，税改的紧迫性似乎受制于外部压力，尤其是美国“对等关税”的威胁。例如，印度将汽车进口关税从110%骤降至30%，虽迎合了国际资本需求，却可能冲击本土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若改革仅为规避外部制裁而忽视国内产业平衡，其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当地媒体评论指出：“印度既希望主导规则制定，又难以摆脱对西方市场的依赖，这种战略矛盾将长期制约其改革成效。”

最后，税改对中产阶级的承诺也存疑点。尽管个税起征点大幅提升至120万卢比，但在通胀高企、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攀升至17.4%的背景下，可支配收入的些许改善能否真正激活消费需求仍需观察。若工资增长停滞与生活必需品价格飙升持续侵蚀购买力，税改所带来的喘息空间恐被现实压力迅速吞噬。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教授迪潘舒·莫汉指出，在孟买、德里等大城市，家庭年收入达到120万卢比仍属于拮据状态，此次税改并未触及民生核心矛盾。印度若无法同步解决增加就业岗位、技能培训与公共服务提质等系统性难题，孤立的税改终将又沦为一场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