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凭借技术革新与规模效应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逐渐显现，对国内经济、就业、科技、贸易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制造业发展及衰退的历史进程，挖掘其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及长远影响。

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逐渐衰退

崛起及发展时期（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中期）。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钢铁、石油、电气和汽车工业等爆发式增长，推动美国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步入鼎盛期。1947年美国进行减让关税的多边谈判，并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将关税削减至1945年水平的50%，为全球市场扩张铺路。1948年—1952年，美国推出“欧洲复兴计划”（也称“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约130亿美元援助，推动通用汽车、福特等跨国公司开展海外投资，其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于1953年达到28.3%的历史峰值。

“去工业化”时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60年代，日本与欧洲战后工业复兴冲击美国制造业优势，叠加国内劳动力成本攀升与经济滞胀，美国政府开启劳动密集型及高污染产业外迁，步入“去工业化”时期。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金融自由化加速，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倾斜，制造业就业比例持续下滑，传统工业区衰退为“铁锈地带”。198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20.5%，产业空心化趋势初现。

制造业加速外迁（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驱动过剩资本涌向海外廉价劳动力市场，至199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至16.5%。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加速衰退，到200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继续萎缩至12.3%，2009年—2015年均值为12.2%。

产业空心化及劳动力断层是衰退主要原因

全球化与产业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1980年，美国出台《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等法律，推出高额环保罚款，迫使钢铁、化工等高污染产业向环保标准宽松的新兴市场转移。在以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为标志的多边贸易体制逐步确立后，美国中西部工业中心地带岗位流失超50万个。2016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1.22%，而同期中国为28.07%，韩国为26.36%，德国为20.66%，日本为20.29%。

金融自由化推动资本过度流向金融领域。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金融自由化，美国资本从实体产业大规模流向金融市场。1980年—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5%骤降至11.9%，而金融、保险与不动产占比从16%攀升至20.7%。低利率政策刺激房地产金融化，资产证券化催生虚拟经济泡沫，挤占制造业长期投资资源。

此外，硅谷轻资产、高回报的软件与数字服务吸引资本涌入，精密机床、材料科学等制造业基础领域研发投入不足（占GDP的0.5%，仅为互联网经济的1/5）。相较德国与日本的精益制造体系，美国核心制造技术代际差异扩大，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本土产业链关键环节空心化。

劳动力断层加剧“用工荒”。自动化的普及加速了制造业岗位重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显示，1980年以来自动化逐步取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技术替代造成传统岗位流失，形成高技能需求与低技能供给的结构性错配，使制造业面临“机器换人”与“人才断档”双重困境。同时，职业教育体系滞后加剧人才断层。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每年约有9400个钢铁工人的职位空缺，年薪中位数约5.7万美元，但职业教育难以填补空缺。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脱节，叠加社会对技术工种的传统偏见，导致技能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出现代际断层。

试图遏制颓势，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

2012年以来，美国政府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推动本土制造业发展。

减免税收，吸引资本回流。2018年美国推出《减税与就业法案》，内容包括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15%—35%的累进税率降至21%的单一税率；资本性支出费用化，企业2017年9月27日—2023年1月1日期间购置并投入使用的、除不动产之外的资产当年可以100%费用化，即允许在税前直接一次性扣除；将海外利润汇回税率由35%降至15.5%（现金类资产）和8%（固定资产）；部分解除油气开采禁令。

加大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投入。2018年美国发布1.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覆盖信息技术、智能电网、机场、码头等领域。2022年美国先后出台《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对本土半导体、新能源产业提供超4200亿美元补贴，并设置以生产线本土化为前提条件的优惠政策。

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强人才培养。优先发展终身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增设技术课程与研究计划，为先进制造业建立高中以上人才培养通道。推动产学合作，将行业技能培训融入先进制造业课程体系。加强联邦与地方政府、教育机构、私营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加大对制造业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以“学徒计划”完善学徒和资格认证计划中央数据库，为产业升级提供人力支撑。

美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仍面临长期难题

自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再度执政以来，其通过关税调整、产业回流激励及政府机构改革等系列措施，试图重塑美国制造业格局。然而，美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仍面临长期难题。

结构性矛盾制约回流速度，金融化惯性难以扭转。目前美国全球供应链已深度嵌入新兴市场，汽车等产业依赖全球2500余家供应商，本土重建周期长、投资大，短期内无法快速重构；关键原材料（稀土、锂电池材料）对华依赖度仍超60%。在金融方面，华尔街资本偏好短期套利，叠加2025年联邦利率维持4.25%—4.5%，制造业融资成本高企，抑制长期投资。此外，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进口商品的模式将持续削弱本土制造业竞争力。

技术革命或成双刃剑，加剧分化而非全面振兴。特朗普政府将人工智能与传统能源作为技术升级的双引擎，旨在通过政策倾斜短期提振制造业，或使其陷入“局部振兴、整体分化”的困境。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全球约8亿个工作将被取代，例如仓储、装配线等领域的岗位可能减少20%—30%，这进一步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此外，硅谷模式主导的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还将进一步挤压制造业所需的渐进式技术改进，美国在核心装备、精密材料等领域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仍未见缓解。此外，移民政策的收紧叠加工会力量削减，美国制造业劳动力供给短缺危机或将加剧。

课题组组长：魏东方

课题组成员：潘赟俊、王筱婷、王伊宁、林晨、钟思成、石莹、刘宇行、吕明程、张英、肖思思、崔峰、刘昕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