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澳大利亚政府和企业界在企业所得税改革问题上的争议持续升级。今年3月，澳大利亚《2025—2026财年联邦预算案》公布。预算案调整了个人所得税政策，推动低收入群体税率下调。但在这份关乎澳大利亚未来财政走向的重要文件中，并未出现公众一直关注的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相关调整。与此同时，国际税收领域的不确定性也在冲击着澳大利亚的政策防线，其已实施的全球最低税规则及跨国反避税措施等政策，随时可能触碰美国的“报复红线”。

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位澳大利亚税务专家近日在国际税务评论官网撰文称，上述挑战与澳大利亚正在进行的税制改革交织，折射出该国政府站在了“国内民生诉求、企业利益博弈、国际规则冲突”的三岔路口。

国内税制改革理念悄然转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税制改革的主流理念一直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然而，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税收政策悄然改变，主张实施差异化征税。即，关注纳税主体差异（如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普通企业与跨国企业）、经济活动性质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以实现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保障财政收入以及在国际税收竞争与合作中维护本国利益等多重目标。

有税务从业者认为，“拉姆齐定价法则”正在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对各行业税收政策的制定。所谓“拉姆齐定价法则”，是指对价格敏感度较低的经济活动（如矿产资源开发、必需消费品生产）征收较高的税收，不会显著抑制市场活力；反之，对价格敏感度高的领域（如技术创新、跨境服务贸易）则制定较低税率，以维持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对大型银行征收银行税、对离岸资源征收石油资源租赁税等。因为金融业和采掘业具有依赖资本或资源获利的特性，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所以对其可以有针对性地征税。

澳大利亚税务局多版《税收透明度报告》都印证了这一情况。报告数据显示，大部分企业税收都来自这些获取了超额利润的行业——澳大利亚排名前十的企业纳税人中，有6家采掘企业和3家银行。

企业所得税调整仍是焦点

澳大利亚企业所得税税率是该国税制改革讨论的核心争议点。据了解，澳大利亚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一直被认为削弱了国内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有专业机构多次呼吁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0%降至25%。这一建议得到财政部门的支持，但真正落地始终面临阻力。

支持调整者认为，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将阻碍外资流入。但反对方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澳大利亚“经济租金”的税收逻辑，即若外资能在澳大利亚获取超额利润（如采掘业），其获得超额利润的吸引力，将远超缴纳企业所得税产生的成本。此外，下调税率还面临财政收入替代的难题，现有的加征商品与服务税以及减少股息抵免等方案均将遭遇重大阻力。比如，2016年澳政府的“企业税制改革十年计划”就因参议院否决而搁浅。

在因企业所得税税率争论不休的同时，与消费相关的间接税税基也面临挑战。澳政府数据显示，该国商品与服务税收入占总税收比重从2005—2006财年的19.4%，降至2020—2021财年的14.1%，同期关税与消费税占比也从13.6%下滑至9.8%，表明间接税体系正在持续萎缩。其原因在于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比如更加倾向于在医疗、教育、房租及金融服务等免税领域增加支出。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财政直接承压，还可能导致澳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失衡。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将面临是对免税领域征税以扩大间接税税基还是更多依赖所得税的两难选择。

谨慎考虑国际税收规则协同

与国内税收政策的自主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国际税收政策体现出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动国际税收规则高度协同的特征。一些当地税务从业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和相关政客均支持落实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早在2015年，澳政府就提前实施了BEPS1.0阶段的多项建议，包括对跨境数字服务征收商品服务税等。目前，澳大利亚已着手落实“支柱二”相关规则。

然而，在BEPS2.0全球实施进程中，美国的反对让国际税收协作产生了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方面持反对意见。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首日就签署总统备忘录，宣称美国不再承认经合组织主导的全球税改协议。而在澳大利亚现行的国际税收政策中，跨国公司反避税法、新闻媒体议价准则、国别报告数据公开等多项政策，都有被美方认定为“损害美企利益”的风险，使得澳大利亚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现行BEPS2.0相关规则改革时间表的尴尬境地。考虑到美国对澳大利亚居民和企业存在实施报复的风险，在未来的税制改革中澳政府可能需要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奉行的与经合组织相关规则保持高度一致的做法，管控可能被主要贸易伙伴视为歧视性措施的贸易风险。

相关评论指出，澳大利亚税制体系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进改革：在国内层面，尽管实际改革仍面临各种阻力，但其政策理论基础已从追求全面统一的税制转向精细化调控；在国际层面，因全球税收合作进展缓慢，澳大利亚需在经济利益与贸易伙伴关系之间寻求务实平衡，这很可能成为其未来税收政策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