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长治，古称上党，又名潞州、潞安府。产于长治的潞绸，历史上曾与杭缎、蜀锦齐名，名列中国三大名绸之一，是明清两代的皇室贡品以及支撑晋商发展的主要商品。潞绸产业的兴衰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起伏，而借助机织税这一特殊的税种，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潞绸产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

“永业之田”：

起于均田制的织锦繁华

唐代是潞绸产业的萌芽期。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下令百姓在“永业之田”，“树以榆、桑、枣及所宜之木”。永业之田，即国家分配给民户且不用归还的田地，用于种植桑、榆、枣树等。在一系列国家指令的推动下，山西地区的蚕桑业蓬勃发展。

唐代诗人李贺曾在潞州寓居3年多，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潞州的丝绸产业。他创作的诗作《染丝上春机》中写道“彩线结茸背复叠”，就描写了女子所织的锦缎背面丝线细密交织，工艺十分精湛。当时的潞绸经晋商之手销往长安、洛阳等地，还顺着陆上丝绸之路远销至中亚和南亚。

明代前期，潞绸产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明代实行匠户制度，织户的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纺织生产，而且织户身份世代相继，仅可通过科举等途径改变身份，潞绸生产由此受到官府的严格管理。当时潞州一带成为北方丝绸生产中心，朝廷每10年派造潞绸4970匹，专供皇室及官僚使用。据《潞安府志》记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潞州六县织机多达9000余张，潞安府内“机杼之声，不绝于耳”，绸庄丝店鳞次栉比，形成了从种桑、养蚕、缫丝到织造、染色、贸易的完整产业链。凭借精湛技艺与区位优势，潞绸远销至蒙古、俄罗斯等地，成为晋商票号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此时的潞绸产业虽受官府管控，但其税收以实物贡赋为主，织户只需按规定上缴成品绸缎，尚未出现专门对织机征收的机织税，潞绸产业仍然较为繁荣。明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桑树种植数量达8万株，弘治年间增至9万株。从桑树的种植量上可以看出，丝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政策桎梏：

产业发展难以为继

明末清初，潞绸产业发展急转直下，其衰落与机织税的诞生紧密相关。机织税不仅是经济政策的产物，更成为封建王朝忽视手工业发展的见证。

明万历后期，朝廷对潞绸的需求激增，派造任务从每10年4970匹跃升至年均1000匹以上，织户被迫“日夜赶工，鬻田卖屋以应差”。不巧的是，当时潞安府又连年遭遇旱灾，桑树枯死，蚕茧绝收，织户不得不从江南采购生丝，运输成本激增导致“绸价三倍于前，而质量日下”。至明末，织机数量从9000张锐减至2000张，曾经“衣被天下”的潞绸业已摇摇欲坠。

到了清代，清政府推行重农抑商，农业在当时被视为应当鼓励发展的“本业”，而机织业作为“末业”，发展受到限制。顺治年间，朝廷对潞绸生产开征机织税，规定每户织机不得超过100张，每张织机每年纳税银50两。

这一政策具有双重杀伤力：一方面是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以每张织机年产绸10匹计算，税银50两相当于10匹潞绸年销售额的30%以上，小型织户根本无力承担，于是纷纷焚烧织机、逃亡他乡。顺治十七年（1660年），潞安府织户集体抗议，毁机罢市，这成为潞绸产业崩溃的标志性事件。另一方面是产业规模受到限制，每户织户只能拥有100张织机的规模上限，扼杀了潞绸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期的江南地区虽然对织户也征相应的税赋，但没有每户织机数量的限制，苏杭等地逐渐形成拥有千张织机的大型手工作坊，而潞绸产业却因政策桎梏，发展难以为继。

至康熙初年，潞安府织机仅存300余张，数量较明代鼎盛时期缩水97%。曾经的北方丝绸生产中心逐渐走向衰落，机织税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入选非遗：

千年技艺变身“文化资产”

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潞绸产业在动荡中艰难前行，与中国社会一道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

1916年，军阀阎锡山推行“用民政治”，在山西设立蚕桑总局，试图通过改良蚕种、引进缫丝机重振丝绸业。到1919年，山西省养蚕户达2.7万户，年产丝5.5万公斤。潞绸产业一度出现“土洋结合”的生产模式——大部分织户还是采用传统织机，手工生产传统潞绸；有一部分织户则改用铁制织机，生产改良潞绸。然而，现代纺织工业的浪潮势不可挡，东南沿海地区的机械化缫丝厂崛起，成本更低的机制丝绸迅速抢占市场，潞绸的手工织造逐渐被视为“落后产能”，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已濒临消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治地区的丝绸织造业迎来新的机遇。1958年成立的高平丝织印染厂，作为国家“二五”计划重点项目，成为华北最大的丝绸织造印染企业。2014年，潞绸手工织造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2019年，高平丝织印染厂入选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千年技艺从“产业遗产”变身为“文化资产”。

如今，机织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留给我们的启示弥足珍贵。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税收可以起到怎样的支持作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

（作者单位：山西税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