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里，珍藏着两本“安徽省三八红旗手”证书：一本是母亲的，落款时间是1986年10月，那年母亲42岁，我刚满18岁；另一本是我的，落款时间是2020年11月，那年我52岁，母亲76岁。

母亲的言传身教照亮我前行之路

母亲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贫瘠的皖南山区，因为条件艰苦，她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明人宋濂追忆自己早年求学经历的文章《送东阳马生序》，也是母亲读书时的写照。母亲上学要走30多里山路，平时在学校寄宿，一日三餐吃的是从家里背来的山芋，草鞋对那时的她而言都是奢侈品。为积攒学费，母亲在学业之余捡毛栗、挖竹笋、养小鸭，卖了换钱。但即便如此，有一年到了开学时，她仍凑不齐学费，只能辍学在家，是班主任王老师帮她垫付了学费，又亲自上门接她返校。母亲至今无法忘记那一天飘着鹅毛大雪的情景，师生俩往学校一路跋涉。初中毕业那年，在班主任的鼓励下，母亲考上了芜湖中医学校，走出了大山。每每回忆起在求学路上帮助过自己的恩师，母亲总是满怀感激。

母亲深知医者责任重大，也深感医海无涯。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争取到了去安徽省中医学院进修的机会。尽管人到中年，母亲依然刻苦钻研，最难的医古文课，她以98分的高分名列全班第一！那天母亲得知成绩时露出的笑容，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毕业后，母亲曾长期工作在滁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现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院地处城乡接合部，病患多是农民，给他们看病用药，母亲特别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也因此赢得了患者深深的信赖。母亲常说：“要对得起良心！”多年来她始终如此。

今年是母亲从医60年，“医者仁心”是母亲不变的信念。平日在望闻问切中她十分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对于情绪低落的患者，总是因势利导、耐心劝慰，也因此和很多患者成了朋友。对于患者送来的锦旗，母亲从不张扬。她总说，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工作。正是凭借着这份为病患着想的真心和救死扶伤的专业技术，母亲在1986年被授予“安徽省三八红旗手”称号。在疫情期间，她仍坚守工作岗位，作为一名白衣战士战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如今母亲已是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铄，笑颜平和，每日坐诊，风雨无阻。

母亲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坚韧、善良、勤勉、敬业……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我逐渐长大，成为家乡一名基层税务人员。

两份证书背后的温暖接力

1991年7月，税收专业毕业的我被分配到滁州市一个农村税务所做会计工作。1993年4月，我从农村税务所调到滁州市税务局第一直属分局，从事税收征管工作，确保完成每月税收任务是我那时的第一目标。

当时，辖区有一家小吃店，老板60多岁，雇了一个店员。我接手辖区税收管理工作时，恰逢要核定当年第三季度营业额。为了弄清楚小店实际营业情况，我去小店蹲点。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我以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于是调高了小店的营业额。过了一段时间，我调整到别的工作岗位。有一次，我在街上偶遇老人，看着老人蹒跚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当年到他的小店核定营业额的事，不知自己当时核定得是否准确。

不久，我主动找到小店原来的店员。店员说，老人后来生病了，小店只能关门转让。从店员那里我得知第三季度是小店经营的淡季，我核定的营业额稍高。听着店员的叙述，我陷入思考，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和纳税人缴费人息息相关，今后开展工作一定要更实更细。

那之后，我时常提醒自己要更多地站在纳税人缴费人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工作中总是将心比心，力求用温暖的服务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2018年国地税合并，我当选为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第一届妇委会主任。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我更加懂得母亲那本“安徽省三八红旗手”证书的分量。

还记得疫情防控的那些日日夜夜，和我一同坚守在岗位上的税务“巾帼”，她们是母亲、妻子、女儿，但在疫情防控面前，她们褪去了身份和称谓，在社区、街头、办税服务厅，用实际行动勾勒出最美逆行者的模样。2020年，我被授予“安徽省抗疫三八红旗手”称号，当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忽然间明白，这份荣誉，其实是母亲作为榜样对我言传身教的一份温暖回应，也是两代人接续奋斗的最好印证，继续牵引我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柜子上，相隔34载的两张证书整齐排列。如今，我也步入了知天命之年。时间可以改变容颜，岁月能够磨平棱角，可那些从母亲那里传承而来的善良与坚韧，依然在岁月的沉淀中散发着温润的光。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