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南哥”之争、“江”“苏”对决、真假“美猴王”……随着“苏超”成为现象级热点,越来越多网友直呼“要被‘苏超’笑疯了”,“比赛一场没看,‘梗’一个没落”。一笑而过之后留下哪些启发和思考?记者邀请几位江苏的财税专家,一起从财税的视角看“苏超”。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苏超”的全称是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是由江苏省体育局和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于2025年5月—11月主办的赛事。
5月28日,“南京发布”官方公众号的一篇名为《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文章横空出世,并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转载,这句话也成为“苏超”的“梗王”。“散装江苏”“十三太保”……其实,对江苏的调侃早已有之。
“这恰恰说明了江苏13个城市之间‘你追我赶’的相互竞争格局。”南京财经大学财税治理研究院院长朱军分析,江苏各地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且各有特色,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竞争发展模式,这也为全省实行优势互补、分工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近年来,江苏部署实施“1+3”重点功能区战略,统筹推进扬子江城市群和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济区、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发展,打破苏南苏中苏北传统地理分界、行政区划壁垒制约,实现省域一体化发展。
朱军进一步分析,在这种城市集群协同发展模式下,各个城市侧重不同产业领域,既促进产业链的衔接和融通、提升整体经济实力,也有利于避免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让各个城市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就算经济实力稍弱的城市,也不会羞于竞争。”他说。
这种“抱团”竞争模式在“苏超”赛场上也有所体现。在前几轮比赛中,以经济富庶、文化底蕴深厚闻名的环太湖“苏锡常”(江苏苏州、无锡、常州)3市一起掉队,被网友戏称“太湖三霸变三傻”。然而,3市官方公众号互相加油打气,还联名推出融合大闸蟹、水蜜桃、恐龙元素等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
“可以看出,‘苏超’不仅激发了公众对地域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凝聚力,也折射出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苏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敏说。
“没有假球,全是世仇”是“苏超”的一大看点。长期以来,苏州作为“第一地级市”,经济总量超过省会南京。7月5日,南京队对阵苏州队的比赛也被冠以“江苏一哥之争”,60396人冒着近40℃的高温现场观战。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教授王文清评价:“赛事热辣滚烫,正是区域竞争格局的镜像投射,这不仅是足球场上的比拼,更是延伸至产业产值等经济领域的一场较量。”
王文清还看到,两城骨子里却“相亲相爱”。比赛期间,东道主南京特意给客队苏州球迷准备了文旅“礼包”——拿着门票和身份证,南京公交免费坐,各大景区随便逛。网友感慨:“这才是兄弟城市,谁都不让,谁都不恨。”
“江苏区域发展一直追求‘全域均衡、板块齐升’,区别于其他省份‘省会一家独大’的模式,江苏各市找准自身定位,突出比较优势,构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张敏说。
朱军还谈到,为缩小区域差距,江苏积极推动南北结对帮扶工作,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分别对口帮扶淮安、宿迁、连云港、盐城,并拓展到县区层面,通过资金援助、产业合作、人才交流等多种方式,被帮扶地区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民生持续改善。
也难怪,在苏州队对阵宿迁队的比赛中,有宿迁网友留言:“宿迁为苏州加油,悄悄说一句:能不能再多投一个工业园区?”
“苏超”还吸引到许多省外球迷、游客。徐州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中,“摇”来了安徽、山东、河南等地的啦啦队助阵。南京队主场对阵苏州队的比赛中,专门划出9000个座位给“芜马滁”(安徽芜湖、马鞍山、滁州)的亲友团。
朱军认为,“南哥”“徐老大”的好人缘并非偶然。南京都市圈是首个获批的国家级都市圈,覆盖安徽部分城市。徐州则是苏皖鲁豫4省交界中心城市,今年,国家发改委把“推动苏皖鲁豫、陕晋豫等交界区域合作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年度主要任务。“跨省都市圈建设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统筹。”他说。
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使得江苏经济既实现了高水平发展,也实现了区域均衡发展。江苏省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二,2024年经济增量位居全国第一,并拥有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5座万亿之城,“苏大强”这一名号可谓实至名归。
钱从哪来:常被误解的“二级财政”
网友说,“苏超”暴露了江苏的家底——13个市,个个都有奥体中心;在省级、市级层面,都安排专项拨款、配套资金,用于足球等体育事业发展;比赛期间,南京、徐州、镇江多地“豪掷”千万元消费补贴……
人们不禁要问:钱从哪来?
“江苏13市都实施‘二级财政’,无须向省级财政缴纳财政收入。”一位网络博主这样解读。
但专家的观点是,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江苏从来没有‘二级财政’。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须按照既定财政分配方案确定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安排。”朱军说。
王文清分析,江苏实行的仍是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由于省级财政对市、县上缴的财政收入的分享比例较低,且通过省对市、县提高增量集中比例和调整分类分档补助比例相结合的机制实现省级财政资源统筹,所以常被误解为“二级财政”。事实上,江苏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依靠的财政制度有省级层面精准化转移支付、地区间利益共享机制等。如投向苏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增量税收按比例分成等,这些机制不仅激发了各市、县发展活力,还增强了省级统筹调控能力。
张敏认为,江苏虽未实行“二级财政”,但长期以来,通过财权下沉,强化了市县财政自主性,尤其在苏南地区,市级、县级财政在资金使用上自主性强、调控余地大。“江苏的经验表明,关键不在于‘二级财政’,而是形成权责匹配、激励有效、基层有为的财政治理体系。”她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时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王文清认为,税收制度作为影响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尚有改革空间。为培育本地内生动力,应推动“税源争夺”转变为“税源培育”。通过完善科技创新、就业创业等扶持政策,引导人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本地,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通过改革消费税、增值税、地方附加税,以及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增强地方财政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减少地方政府因财政压力干预市场的动机。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税收分享规则。探索由生产地和生产性税源征收向消费地和消费性税源征收的转变,鼓励地方政府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化营商环境来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不单纯依赖财政返还、税收优惠等传统手段。
朱军结合“规范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改革举措分析认为,税收制度和政策的统一性,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十分必要。禁止各地在招商引资中滥用税费等优惠政策,规范政府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引导、监督地方政府和企业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以营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张敏介绍,江苏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加快清理、废除地方保护主义措施,把各项有利于统一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则建立起来,各地普遍减少对低成本招商引资的依赖。“区域竞争力拼的应该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她说。
谁是幕后“高人”:地方政府扮演“战略规划师、资源协调者、环境守护人”的角色
“苏超”一夜爆火,引发众人猜测,幕后到底是哪位高人?其实,“苏超”虽为“草根狂欢”,但拥有官方背景——由政府牵头,自上而下进行筹备。只是,政府很多基础工作于无声处展开。
王文清认为,在“苏超”赛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战略规划师、资源协调者、环境守护人”的角色。
作为“战略规划师”,政府敏锐捕捉到人民群众对“接地气”体育赛事的渴望,以需求为导向精准施策。
作为“资源协调者”,政府协调国企提供资金、场地支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吸引民企参与周边商业开发,促成多元主体协同和资源高效配置。
一个“出圈”的花絮是:球场边的广告牌中,夹在一众知名赞助商中的,“东北烧烤”“扬州炒饭”“银丝面馆”等街头小店的招牌赫然在列。面对热议,当地政府“高情商”表态:“我们对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视同仁。”
作为“环境守护人”,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础上,还要优化政务服务,最大限度利企便民。在税务领域,考虑到比赛期间发票使用量大增,连云港税务部门优化电子税务局功能,多项涉税业务实现全程网上办;徐州税务部门推出延时服务和开通“绿色通道”;昆山税务部门在昆山奥体中心设立临时办税点,现场解答参赛选手、志愿者及周边商户的涉税问题……
“地方政府在‘苏超’中的表现,展现了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平衡艺术,政府既不能完全放任,也不能大包大揽。”王文清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提振消费,释放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潜力。为接住“苏超”的泼天流量,进而将其转化为消费能量、经济增量,江苏各地文旅和商务部门纷纷“放大招”。常州中华恐龙园“恐龙大军”亮相中场表演时间;扬州立足非遗传统,展示“苏超”主题漂漆扇、雕版画、剪纸;盐城结合湿地资源,推出“观鸟+观赛”套餐……据估算,整个赛季综合经济效益超3亿元,平均每城增收2000余万元。
“‘苏超’赛事与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激活了住宿、餐饮、交通等服务链条,撬动了本地与外来消费需求,形成了多元消费场景,也是对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以创新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部署的生动回应。”张敏说。
朱军也提醒,短期内,“苏超”引发广泛关注,“流量”变“留量”和“增量”,对文旅、餐饮、住宿消费确有撬动作用,但从长期看,效果有限。扩大消费的重中之重仍是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
正如专家所言,促消费要行长远之策。近年来,随着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网红城市遍地开花,可有人发现,这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突出的税收贡献。“根本上还是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模式转变,未来考虑相关税收改革,可从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向入手。”朱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