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18”购物节期间，消费者等家电“国补”一度成为热搜。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5大品类合计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发放直达消费者的补贴约1.75亿份。近年来，多国立足经济增速放缓、发展动力不足、消费需求恢复滞后等问题，出台了相应的扩张性财税政策以刺激消费需求。

多国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

韩国于2025年6月19日通过了总额高达30.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亿元）的“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案”，设置了一项面向全国民众的“民生恢复消费券”计划，并于2025年7月21日启动第一轮消费券的发放，发放金额按照个人经济状况和居住地的不同，可获得15万至4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50元至2250元）不等的补贴，用于刺激基层消费、拉动内需。相比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无法确保民众会将补助用于消费，消费券能够定点支持某些行业的发展，确保民众能够进行正常消费。但从长远看，这类直接刺激消费的财税措施需以国家财力为支撑，其可持续性依赖于长期财政的健康程度，过度依赖可能加剧财政负担，不利于经济稳定。

一些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持续推出减税降费措施以提振消费。日本于2024年出台了一项一次性定额税收减免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居民给予每人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50元）的所得税减免和1万日元的住民税减免，该项普惠性政策预计将拉动3000亿日元至7000亿日元的个人消费。澳大利亚自2024年7月1日起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并调整税率所对应的收入档位，对1360万户纳税人实施长期减税，据估计，新预算案实施后的5年内，将带来约13亿澳元（约合人民币61亿元）的减税。减税降费措施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更加明显，一方面，在收入端，多国通过减少居民的个人所得税，有效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在价格端，多国通过减少间接税直接降低消费品价格，扩大了居民消费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税收政策改革报告（2023）》显示，仅2022年第四季度，OECD总体通货膨胀率和核心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9.9%和7.2%，给居民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为降低高通货膨胀率对家庭的影响，许多国家在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缴款、增值税、环保税等方面推出了多项应对之策。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为了降低家庭生活成本，促进农业、食品加工业、医疗保健等领域的就业，实施长期或临时性降低社会保障缴款费率以及缩窄费基的改革措施，有效提升了消费能力。在增值税方面，为缓冲能源和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大部分欧洲国家采取了临时降低食品及其他基本生活用品增值税税率的措施。

服务消费是相对于实物消费而言的，与实物消费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消费结构的转型以及居民消费理念的升级，人们对高品质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新业态消费等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近年来，一些国家已经通过为服务供给者提供税收优惠的方式，保障服务消费的发展。例如，2024年，英国对影视、动画、电子游戏等创意产业引入了新的税收抵免制度，根据该规则，符合条件的电影、高端电视节目和电子游戏的制作成本，可按照支出额的34%享受税收抵免，动画电影、电视节目以及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成本，可按照支出额的39％享受税收抵免，这有力降低了创意产业供给成本，也减少了消费的价格成本。俄罗斯自2024年9月1日起，对酒店提供的健身房服务、温泉服务、会议室服务以及停车服务等实行零增值税税率，鼓励酒店为居住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土耳其则扩大了个人所得税的免税范围，经营主体通过社交网络分享培训视频或进行在线产品推广等新兴就业形态所获得的收入，在不超过一定基准范围内，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我国提振消费的财税政策设计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国际经验表明，在消费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应果断采取消费刺激政策。时下提振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但仍面临居民储蓄率高、收入增长放缓、消费结构升级等挑战。借鉴多国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可进一步优化财税支持政策，助推消费扩容提质。

要促进消费，需要从根本上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不断优化消费供给和结构，这就要求我国结合自身实际，构建跨周期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从短期看，可重点面向家电、文旅行业扩大消费券发放，优化育儿、养老、教育领域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家庭负担；从中期看，应当通过稳定就业、提高最低工资等方式保障青年、新产业工人等群体的收入，扩大医保、养老金覆盖面，完善社会保障，减少预防性储蓄，并通过规范分期消费、降低利率等方式发展消费金融予以配套，不断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从长期来看，可聚焦文旅、健康、智能家居等消费领域新增长点给予税收支持，完善农村物流、推动电商下沉，释放乡村振兴消费潜力，提升服务品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以优化消费供给结构，推动我国消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可进一步加大对服务消费的财税支持力度，从加大服务消费供给的角度，出台覆盖不同类型服务消费的专项税收支持政策，例如对能够吸引年轻群体的音乐节、演唱会、体育比赛等文化演出、体育活动、新兴旅游景点等，进一步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降低消费价格，增加服务消费；从加大服务消费需求的角度，有必要建立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机制，让居民在保障基本生活所需和耐用品消费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消费能力投入服务消费，积极促进消费的高质量发展。

[王婷婷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梁诗韵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法保障研究”（22BFX09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