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刘醒龙创作的长篇小说《听漏》获评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听漏》是刘醒龙“青铜重器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是一部追索楚地精神、赓续中国传统文化、重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理想的小说。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刘醒龙，请他谈谈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以及对税务文化建设、税务文学创作的建议。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0世纪90年代，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评首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他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获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刘醒龙的早期文学作品，内容大多是围绕乡土生活展开，主人公主要是乡村代课教师、村干部等。

而近年来，刘醒龙将创作重心放在了他的“青铜重器系列”作品上，小说更多地聚焦于楚地历史文化、考古文物工作等。他的创作内容和题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其实就应了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刘醒龙说，自己从小在乡村长大，对乡村的人和生活熟悉，写乡村题材的小说自然而然。但有人觉得很好奇，他突然开始写西周东周时期的青铜器物，毕竟距离现在有几千年，大部分人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物比较陌生。刘醒龙坦言，其实开始写“青铜重器系列”第一部作品《蟠虺》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直到有一次他回到小时候生活过的英山县金家墩村，突然想起自己亲眼见过这里一座古墓出土的青铜器。就在那时，对青铜器的记忆开始在他脑海串联，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路径。

他在英山县文化馆工作时，住在文化馆隔壁，经常在馆里的文物保管室看到各类青铜器物；后来他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后，艺术馆对面就是黄冈地区博物馆，他经常去博物馆看青铜器；调到武汉后，虽然搬家好几次，但他一直住在湖北省博物馆附近，隔三岔五就去馆里看看青铜文物……

青铜器之美及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一直沉淀在刘醒龙的生活中，日用而不觉。创作“青铜重器系列”这个契机，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创作灵感宝库。

“一件事情在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当然无从预测。但事情发生后，我们可以顺着线索，找到它的来路。”刘醒龙说，一个人的写作正如他的生命一样，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过程。创作者在早、中、晚期的风格不同，其实是对个人写作方式的多种尝试。年轻时确实对一些神秘、未知的东西更感兴趣，想用文学之笔探索，切入到最深奥之处。但写多了之后发现，最难的是如何面对平常的人生，并以平常的笔法写出不平常的人生来。

刘醒龙对文学创作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就是珍惜每一次创作，切忌好高骛远。“就像我们做日常工作一样，哪怕最细微的工作，也要把它当成一个伟大的事业来做。我所有的作品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平淡无奇的，我当时也不认为作品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是尽我的力量去写它。”刘醒龙说。

听有声的世界 听无声的灵魂

对青铜重器的热爱，如同草蛇灰线，在刘醒龙的创作生涯中最终浮现出来。《听漏》的故事正是围绕着一组“奇怪”的青铜器——九鼎七簋展开的。

西周时期，周王朝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王公贵族进行祭祀、典礼、丧葬、征伐、宴饮等礼仪活动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尤其能体现出所有者的等级地位。鼎是最重要的礼器，哪些场合、什么身份才能用鼎，用多少鼎，都有严格规定，九鼎八簋是最高的礼制规格，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享用。

到了东周，礼崩乐坏，从考古发掘情况看，九鼎八簋常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墓，比如曾侯乙墓就出土了九鼎八簋。

相较九鼎八簋的礼制规范，湖北京山出土的九鼎七簋明显缺少了一个簋，正是这个缺失的簋，带出了刘醒龙的小说《听漏》故事中最大的悬念，也引发了作者对考古与现实关系的思考。

现实中，这组九鼎七簋和曾侯乙墓出土的九鼎八簋都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出。“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方勤曾问我，为什么不写九鼎八簋？我当时开玩笑说，九鼎七簋正是因为缺少的那个簋而变得格外迷人，就像世界名画《蒙娜丽莎》也是有缺陷的。”刘醒龙说，九鼎七簋像是历史露出的一处破绽，引发他透过破绽去窥探历史真相，再借历史反观当下的社会生活和人性。

刘醒龙对记者说，小说用“听漏”二字作为书名，首先是因为其音韵的魅力，其次是这个词语背后蕴含的神秘与神奇。听漏之意，可以理解为自己用文学的方式去理解历史的破绽，也包括现实生活的破绽。书中有一段话说：“漏水的地方总漏水，不漏水的地方总不漏水。就像贪官到哪里也要贪污，清官到哪里也是清廉，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听漏，是要听人、听事、听有声的世界、听无声的灵魂。”

“听漏”还有一层含义，即一个特殊的工种——听漏工。在一些城市中比较老旧的居民区，由于自来水管老化，经常有水管破损的漏水点，听漏工在夜深人静时，用一根铁棒沿着水管线逐处排查，凭着敏锐的听力，根据滴水声的异常确定漏水点。小说中的关键人物曾听长，就是自来水公司的一名听漏工，而他的身世之谜，连接着楚学院的考古往事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刘醒龙对青铜重器的钟情，其间还包含了他对人性的思考。作品在物与人、人与人、人与历史的纠葛中深化主题，呈现蕴藏在古老青铜重器上的传统道义和文人风骨。“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刘醒龙说，天地间轻的东西总是向上方的高处漂移，重的物质则会往下沉，必须是坚实的地方才能存放。精神生活的坚实支柱，只能是灵魂的底线。生命能够承受多大的重量，是由其灵魂底线的高度决定的。

考的是古，答的是今

《听漏》中有一段描写矰矢出土时，主人公马跃之凭借深厚的考古学知识积淀和丰富的经验，在考古发掘现场判断出几件看似不相关的物件属于矰矢的不同部件，令人拍案叫绝。

《听漏》以九鼎七簋为中心，在广阔的空间和繁复的人物关系中构建故事，作品中展现的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书中提到的青铜重器，不少都在现实中有实物原型，刘醒龙在小说中介绍了这些文物的历史背景、考古过程，反映出他对两周时期楚国青铜重器和楚文化的深入探索及丰富的知识积淀。

作为湖北人，刘醒龙对于楚文化有天生的自豪感。“楚国在800多年的历史中，它的科技、文化水平在当时是高度发达的。”刘醒龙以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尊盘为例，“曾侯乙尊盘是古代青铜器的巅峰之作，至今也无法复制，因为没人知道它的具体制作工艺。”

他还专门提到了“楚人好巫”。刘醒龙说，应该回到2000多年前的情境下去理解楚人为何“好巫”。“2000多年前，人和世界、宇宙万物的交流方式远没有今天发达，当时的人认为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巫术，因此楚人对巫术的追求，其实展现了当时他们对先进文明的向往。”刘醒龙说，“就像2000多年以后，我们现在认为高度发达的文明，后人也有可能会觉得非常落后一样。”

在对楚国历史文化、考古工作进行深入探索之后，刘醒龙认为，历史研究及考古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还是在于解答当下人们的困惑。“考古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他认为，一件文物出土，考古工作者研究出了它的工艺、用途，如果只是赞叹古人高超的技术水平，其实是低估了文物的价值。这件文物为什么出现在那个时代？它在那个时代象征着什么？考古工作回答了这些问题，就像在与古人进行精神交流，这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听漏》中就写道：“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刘醒龙认为，考古同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看上去面对的是故去几千年的人和物，其实还是由当下的人来作解读。今天的人只能写今人，今天的人即便写的是古人，所言说的也无一不是今人。如果真将这些后来者写的古人当成真正的古人，免不了会成为一种笑谈。

《听漏》写了一群考古学家的故事，探讨了历史中的人性和伦理，以及知识分子对底线的坚守。在楚学院这个“小社会”中，有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不断追求人生的进步；也有人“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认准自己看重的东西，心无旁骛地坚持下去。小说看似讲的是考古，实则也反映了今天人们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