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澳大利亚税务局局长罗布·赫弗伦今年4月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演讲。根据近期泰晤士高等教育机构发布的2025年世界大学排行榜，新南威尔士大学跻身全球前20，税务专业是该校的优势专业之一。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政治哲学著作《利维坦》中提到，国家产生前，生活在连绵不绝战争状态中的人们，为了摆脱恐怖暴力，出于“人的理性”订立契约，组成国家。社会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在霍布斯时代，是具有骑士精神的贵族；在当今时代，则是政府。没有政府，一个国家就不会有和平、繁荣和自由；而没有税收，政府就无法运转。

税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共同贡献规则”（即指在合作中，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并投入资源，如资金、技术、劳动力等，通过明确分工和协作实现共同目标），公民承诺依法纳税是维系社会契约的核心要素。作为税务工作者，当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澳大利亚的税收制度是否保障了社会契约的维系，澳大利亚税务局的税收征管是否有效，以及在民意基础稳固和立法程序正当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如何更加符合“共同贡献规则”。

我认为，“税收征管是否有效”的评判标准不外乎有以下几点：税务部门是否具备系统完备的征管组织体系以及运行高效的征管岗责体系；税务人员是否履职尽责，做到依法征税、提高效能、尊重纳税人并确保其权利的行使。

税收差距是指税务部门实际所征税额与应征税额之间的差额。根据可用的2021—2022财年数据，我们实际所征税额为5458亿澳元，应征税额为5903亿澳元。也就是说，未征收入国库的净税收差距为445亿澳元，占税收总额的7.5%。5458亿澳元的实际征收税额由两部分构成：5314亿澳元来自纳税人自主纳税申报时缴纳的税款，144亿澳元为更正申报补缴的税额。通过更正申报补缴的税额，是受澳大利亚税务局执法行动的影响。税收差距数据显示，纳税人自愿遵从率约为90.1%，通过税务部门的合规干预行动后这一比率提升至92.5%。

税收差距由不同税种的差距构成。最新数据显示：在445亿澳元的税收差距中，个人所得税税收差距为258亿澳元，约占总量的58%；企业所得税差距为87亿澳元，货物与劳务税差距为44亿澳元，消费税及其他税种差距为56亿澳元。我们确信，澳大利亚税收征管是有效的。

今年我们预估征收6761亿澳元。我们想方设法提高征收效能，以让政府和纳税人满意。澳大利亚税务局的征收成本总体很低。2023—2024财年，我们每征收100澳元税款成本为0.56澳元。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关于所有纳税人合规成本的全面可靠数据。

税务人员是否为纳税人提供了人性化的纳税服务？对此，我们有一系列评估指标。在服务承诺方面，澳大利亚税务局每月官网公布12项服务承诺达标情况。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3月数据显示，12项服务承诺全部达标。我想举几组数据进行说明：99%的电子报税在12个工作日内办结；100%来自雇员的未缴养老基金的投诉在28天内转交雇主；投诉仅占我们与纳税人互动总量的0.1%。

最尖锐的批评往往来自内部。我局的员工很早就提醒我注意欠税规模不断膨胀这个问题。当前纳税人欠联邦政府的税收债务存量达1051亿澳元，为历史最高。把历史欠税收回来，可以让所有澳大利亚人受益。我们估计其中464亿澳元（约占46%）为可追回债务，这几乎是2019年可追回债务265亿澳元的两倍。我们将对所有欠税开展追讨，并重点追踪未缴养老基金、雇主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个人所得税、应税企业未缴或少缴的货物与劳务税，以及极少数人的蓄意逃税的行为。据统计，有2.2万名纳税人（占欠税人总数的1%）拖欠税款110亿澳元（占可追回欠税债务总额的20%），他们正是我们的欠税追缴重点对象。我们对此类纳税人将采取严惩不贷且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屡次拒不接听税务部门电话、无视税务部门提醒提示者，加速动用各种执法手段。这项工作已初见成效，这部分人的应收欠税正逐步减少。

在日常征管工作中，税务人员的任务之一是化解税收制度复杂性，尽可能简化流程——即充当“复杂性中介”。澳大利亚税务局的“复杂性中介”角色与涉税专业服务人士相辅相成——共同帮助纳税人理解和履行纳税义务。强化与涉税专业服务群体的关系仍是税务部门的核心优先事项之一。税务部门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必须紧密合作，确保为纳税人提供多方面的税务支持。

除了日常化的征纳互动，我们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履行纳税义务。为此，澳大利亚税务局正在实施《弱势群体支持计划》，帮助面临困境包括遭受财务滥用（如诈骗导致财产损失）的人群。

只有全体公民都依法纳税，政府才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满足社会性、集体性需求，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这也让我们更加明确未来税收征管的愿景：建设一个所有纳税人都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社会。

（中国税务报社何振华税收宣传工作室供稿。译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常德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