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维什早年曾在阿根廷中央银行担任行长，并长期担任政府经济顾问，其间他参与了大萧条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对外经济谈判。这些经历让他亲身体验到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脆弱性。基于对现实困境的反思和实证研究，普雷维什在1949年发表了标志性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剖析了全球经济的深层结构。

“中心”与“外围”的结构性困境

普雷维什认为，世界经济并非一个平等竞技场，而是清晰地划分为“中心”与“外围”两大阵营。所谓的“中心”，主要指技术、资本、市场等高度集中的发达国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外围”则是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较迟缓的发展中国家，向“中心”国家出口粮食、矿产等初级产品。这种看似互补的分工，实则蕴含着巨大的不平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价格波动大且长期呈下降趋势；而“中心”国家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因技术含量高、品牌附加值大，价格具有刚性特征且呈上升趋势。这就导致了“贸易条件恶化”的严酷现实：“外围”国家出口同样数量的初级产品，能换回的工业制成品越来越少，财富不断向“中心”国家转移。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心”经济的每一次波动，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会通过贸易链条迅速传导至“外围”，而“外围”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弱，往往成为这些外部冲击的最大受害者，并进一步固化其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

面对这种结构性困境，普雷维什认为，“外围”国家必须寻找突围之路，由国家主导推进工业化进程，即“工业化代替进口”战略，通过设置进口配额等措施，保护本国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工业免受外国成熟工业的竞争冲击，在国内市场培育和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逐步替代原本需要大量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同时，他强调国家必须积极投资教育、科技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国内资本积累投向生产性领域，而非被特权阶层用于奢侈消费。

普雷维什倡导“非狭隘地区主义”，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他认为拉美国家只有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共同市场，才能提升规模效应，增强与“中心”国家谈判时的议价能力，为工业化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中叶，拉美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浪潮。墨西哥、巴西等国成为这场实践的先锋，开始大力扶持本国制造业特别是消费品的生产。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如中美洲共同市场应运而生，试图整合区域资源，共同应对外部挑战。普雷维什的理论影响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政策实践，并最终促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立，将建立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上了全球议程。

新技术浪潮中，发展中国家的“突围”

在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打破“外围”壁垒的研究中，普雷维什反对教条化的自由放任，主张在开放中保持必要的、战略性的国家干预。这对后发国家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市场失灵、受外部冲击或需要培育战略性产业的领域，有效的产业政策、精准的国家引导，往往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尤其在当下，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全球分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果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丧失主动权，不能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很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数字依附”。因此，应从国家层面大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破技术壁垒、避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被边缘化。

普雷维什认为，“中心”垄断技术进步是导致“外围”依附的根源。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经济的国际分工亦发生了变化。一些“外围”国家抓住全球化机会，逐渐走向工业化，形成了“半外围”国家。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因寻求低成本的生产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给“外围”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再分配的矛盾愈加激烈，形成了新的全球竞争生态。各国在面临经济全球化挑战时，需重视内部结构调整及外部合作，争取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只有正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利润分配不均，才能在未来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雨花台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