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典宣布废除已实施7年的航空税。这一政策逆转旨在减轻瑞典国内和国际航空乘客的出行负担,并希望以此促进旅游业发展,带动国内经济增长。消息发出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及挪威航空等航企对该决定表示支持,国际环保人士对此则表达了强烈失望,认为这一政策逆转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倒退行为。
“环保先锋”向困境妥协
2018年,气候抗议运动席卷全球,瑞典开始征收航空税。航空税的出台源于北欧国家一直秉持的环保传统,该税种按照乘客的飞行距离分级征收,金额从76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0.7474元人民币)到517瑞典克朗不等。
相关数据显示,航空税施行后短期减排效果显著。政策生效以来,降落在瑞典机场的航班数量下降超过35%,民众出行方式向铁路倾斜。在201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调查中,23%的瑞典人表示主动减少了飞行次数,而同期火车客运量飙升至3200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经过7年实践后,航空税引发的经济代价也逐渐显现。瑞典的航空旅行增长率在欧洲处于最低水平;瑞安航空因成本压力过大,全面退出了瑞典市场,10座支线机场因客流锐减濒临关闭;瑞典北部偏远城镇受冲击尤为严重,居民往返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时间从1小时航班延长至10小时陆路,医疗、教育物资运输成本激增。
收缩的航空业务,逐渐难以满足瑞典国内和国际航空乘客的出行需求,加之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及2024年经济复苏乏力,瑞典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征收航空税是否必要。为缓解经济困境,2024年,瑞典政府斥资9.8亿瑞典克朗用于扶持航空业,并将政策重心转向刺激经济增长。这些都让废除航空税提上日程。瑞典民主党议员琳达・林德伯格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废除航空税将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进一步刺激需求,提升航空公司的竞争力。”
政策逆转引发不同声音
航空税废除后,市场迅速作出了抉择。瑞安航空率先宣布重返瑞典市场,并计划新增10条直飞航线。紧随其后,易捷航空宣布扩大在瑞典的运营网络,挪威航空加快了招聘瑞典本土飞行员的步伐。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回应是:“我们祝贺瑞典政府取消航空税。这是个好消息,表明对航空乘客征税在经济上适得其反,在环境上是无效的。”该协会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区域经理卡特林・马特森称,废除航空税是“一项大胆且积极的举措”。
在旅客层面,政策调整带来的红利同样迅速显现,此举预计将使从瑞典出发的欧洲航班票价降低80瑞典克朗,洲际航班票价降低325瑞典克朗。瑞典机场集团的数据显示,北极圈内的基律纳等偏远机场客流逐步回升,此前因航空税而形成的铁路优先出行模式正被悄然重塑,区域之间的通行效率得到了显著改善。
然而,这一政策反转引发了国际环保人士的激烈反对。有环保主义者批评称,取消航空税破坏了瑞典在保护气候行动上的领导地位。国际环保组织“负责任旅行”联合创始人贾斯汀・弗朗西斯警告:“若瑞典政府不将税收转化为绿色技术投资,航空碳排放占比将持续攀升。”环保组织“自然守护者”甚至发起“拒飞瑞安”运动,呼吁民众抵制低成本航空,以减少排放,捍卫环保成果。
瑞典行动带来的思考
瑞典的政策转向,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航空税收政策的分裂态势。近年来,欧洲各国在航空业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上,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路径选择。
德国在2024年将短途航空税从12.48欧元提高至15.53欧元,但受经济压力影响,已计划于2026年回调。法国禁止开通2.5小时高铁可达范围内的国内航线,却因为该政策仅覆盖3条航线,被批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丹麦自今年起推行阶梯式航空税,却遭到瑞安航空的抵制,其直接削减了在丹麦的运力。这些政策差异背后,是各国对环保与经济发展间平衡点的不同判断。
目前,瑞典政府称,已将原航空税收入定向注资到航空业的可持续发展领域,并将继续通过补贴新能源飞机研发的举措来平衡减排目标,但具体的技术支撑和资金分配方案尚未公布。如何实现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仍是摆在瑞典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瑞典航空税的废除,是该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环保理想与经济现实发生碰撞时,单一税收工具难以承载多重目标,政策制定需要在科学与生存、长远与当下之间寻找动态支点。正如瑞典气候部部长艾芭・布什所言:“我们并未放弃减排目标,只是选择更聪明的路径。”
随着2030年全球航空业强制碳配额时代的临近,世界各国都面临同一个挑战——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它要求政策制定者既不过度依赖“税收万能论”,也不忽视市场规律,而是通过多元工具的组合、灵活的动态调整,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找到更具韧性的发展路径。这不仅是瑞典的课题,也是全球各国在绿色转型中需要共同探索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