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涉县索堡村有一座碉楼，它就是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工商管理总局旧址。如今，碉楼已打造成一座红色工商税务历史陈列馆。

陈列馆里的文物讲述着艰苦卓绝的抗战故事，而抗战烽火中运筹于此的千里大调款，更是充满传奇色彩。它是一场税款的“千里大挪移”，不仅缓解了晋冀鲁豫边区缺粮的困境，而且部分款项上解延安，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抗战。

“独臂局长”运筹帷幄

走进古碉楼，墙角的青砖缝里，似乎还藏着一股淡淡的苦涩味。

1942年—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区——太行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的时期：日寇肆意烧杀抢掠，旱灾、蝗灾接踵而至，不少百姓因饥饿而死。

1942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和税务总局合并为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内设工商行政科、税务科等科室。在税务管理上，该局主要征收出入境货物税、产酒税、卷烟统税、交易税、土产品税、公营工厂统销利润等，还负责查处货物走私。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因为先天缺少右臂，人称“独臂局长”。当时由于灾荒，百姓等待政府调剂粮食，王兴让想尽办法筹购粮食，可还是杯水车薪。

正在此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约见了他。原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发来电报，说苏北、山东等地可以抽调部分物资款项支援华北。彭德怀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等人商议后，决定接受援助。派谁统筹指挥这项工作？彭德怀想到了足智多谋的王兴让。

东部沿海地区到太行山有上千里，中途还有敌人层层盘查，如何确保物款安全送达？

王兴让立即开始谋划，数日后，调款草案出炉：武安、天津、安阳、邯郸等敌占区均有我方商业网点，上海等地还可以新增网点。利用这张商业网，先将新四军援助的物资变成钱，钱再变成货物，就可以转运到太行山区。

搭建千里调款“生命线”

碉楼二楼，有王兴让等革命先辈的照片和简介。8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王兴让召集赵有德等同志进行密商。

调款行动中，赵有德担任敌占区调款负责人，他对调款颇有经验。1940年，他曾奉命到河南林县任村创办德兴货栈，1941年又与苏绳武赴敌占区天津创办晋泰昌杂货庄，顺利打通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与天津的贸易线。

接到任务，赵有德立即与晋泰昌总经理苏绳武、经理马振华商议，作出如下分工：

苏绳武赴上海，以开办庆丰号货栈为掩护，与联络员吴青单线联系，接收款项，然后将南方通行的储备券（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货币）兑换成联银券（华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货币），汇到天津晋泰昌。

马振华派伙计到青岛创办隆泰号货栈，收到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后，用现款就地采购物资，分批发往天津。

而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林县任村的德兴货栈经理曹中枢、武安阳邑德庆隆货栈经理李汝修，负责对接天津，接收物资款项。

就这样，上海和青岛的物资款项集中到天津，再从天津分发到任村和阳邑，一条跨越千里、解根据地燃眉之急的“生命线”运转了起来。

1944年，大调款胜利结束。千里大调款中，新四军共援助八路军多少资金？翻阅《赖传珠日记》一书，书中显示了相关数据：1944年10月20日，显示汇款（总额）37164500元。这笔巨款有些是地方抗日政府征收来的盐税、货物税等，按照2/3比例供给驻地新四军的部队经费；有些是新四军通过设卡征税、武装收税、深入敌后征税等方式筹集而来的款项。调集的资金一部分上解延安，一部分用于华北救灾。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再次来到碉楼，抚摸青墙，回顾那场不见硝烟的暗战，读懂了它包含的“密码”：那是烽火里携手的同心，绝境中破局的智慧，危难间相托的信任，无名者甘为星火的赤诚。这串“密码”藏在烽火硝烟中，更活在我们当下的坚守和传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