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秋初，迎着清晨的霞光，沿山路拾级而上，记者走进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龙泉湾的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窑洞建筑群依山默立、朴素庄严。眼前这些貌不惊人的窑洞，曾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领导税收事业发展的“神经中枢”。

在这座小院，边区税务总局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法律条例，在税收征管中贯彻民主原则，开展税务缉私。税务工作配合对外商业贸易、反封锁和反倾销经济斗争，为支援边区抗战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黄土高坡上的“筚路蓝缕”

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2025年7月，边区税务总局旧址作为中共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党校教学点正式投入使用，旧址内建有陕甘宁边区税收历史展列厅。

徜徉在展列厅，一份《陕甘宁边区营业税修正暂行条例》映入记者眼帘，发黄的纸张瞬间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1年。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土壤贫瘠，容易发生灾荒。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对边区进行严密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封锁，边区军民一度陷入几乎无衣可穿、无油可吃的地步。

为保障边区军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边区政府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政策，并于1941年颁布《陕甘宁边区营业税修正暂行条例》。

“营业税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税种之一，从1941年暂行条例颁布至1949年7月，暂行条例共修改完善13次。”边区税收历史展列厅志愿服务者杨婧介绍。暂行条例实施后，陕甘宁边区营业税占税收总收入比例不断提升，1941年占比为10.3%，1943年占比达到34%。可以说，营业税收入为边区克服财政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

边区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在南泥湾、延安周边修建水渠，让荒地变成良田。税收支持下的边区医院、卫生所也逐渐发展起来，群众真切感受到“税收为民”的温度。

边区税收是“民主典范”

走进边区税务总局旧址一号院第五孔窑洞，窑洞顶端，一块鲜艳夺目的“民主典范”牌匾引人注意。这块牌匾于2004年在边区税务总局旧址抢修时被发现，是当年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队政治部赠给边区政府的。

1941年，正是边区财政最困难的时候，20万石救国公粮亟待征收，边区税务总局在公粮征收上坚持民主原则。应征公粮任务由各乡参议会分配到各村，在不违背累进纳税原则的基础上，每家的具体数额由村民开会讨论评定。

民主评议制度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使税负评定更加公平、公正，更容易为商民所接受。

1941年—1945年，陕甘宁边区征收税款27.55亿元，征收救国公粮81万石，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拔掉“肖玉璧式的莠草”

在边区税收历史展列厅，一张判决书让记者驻足良久。判决书背后是一个令人痛心而警醒的故事：1940年，曾经是战斗英雄、转业后担任税务分局局长的肖玉璧被查实贪污3050元（当时可购买21.35万斤小米），被判处极刑。

肖玉璧出身贫苦，曾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一名战斗英雄，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然而，他却挪用公款几千元，还利用权力之便把边区奇缺的食油、面粉倒卖给国民党部队。当时《解放日报》对此案的时评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延河岸边的一声枪响，彰显了党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

窑洞窗明几净，一如往昔。参观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顾，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