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禄，国家税务总局龙里县税务局离休干部。1924年11月出生，1944年6月参加八路军，跟着队伍打游击，表现英勇，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1月，我出生在河南的一户农家，父母为我取名“文禄”，希望我长大后能识文断字、平安度日。然而，这个朴素的愿望很快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破碎了。十几岁那年，我们全家人从河南逃难到山西，最终在太原郊外一处闲置的窑洞勉强安身。

要给父老乡亲报仇

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经常有日军“扫荡”。1944年的一天，日军又进村了，我父亲和几名村民没来得及往山上跑，被日军抓走了。日军抢了不少物资，他们让我父亲赶着毛驴，驮着几大袋子物资运到县城。可是途中物资丢了，日军气急败坏地开了枪，父亲没能跑掉，被杀害了。

我从报信的村民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家里的几个兄弟急忙赶了过去，但赶到时，父亲已经没了呼吸，衣服都被血染透了。由于事发突然，我们兄弟几人只得挖了一个土坑，临时安葬了父亲。

父亲的不幸遇难让我明白，面对侵略，不能退缩忍让，要敢于斗争，反抗到底。我当时就想，鬼子再来，就一定要把他们打出去！

心怀国仇家恨，1944年6月，我参加了八路军，跟着队伍打游击。当时，我们村有50多人一起参军，大家年龄都在20岁左右，而且目标一致，要给父老乡亲报仇，多杀鬼子。

第一次上战场时，我还是有些害怕，腿肚子忍不住直打颤。周围的枪炮声跟炸雷似的，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我缩在战壕里，看着身边的战友突然倒下，手指扣在扳机上半天不敢动。

“决不能当逃兵！”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父亲遇害后的样子，也想起了同村青年出发时的誓言。最终，那场战斗我咬着牙没后退半步，直到晚上才发现手被弹片划开，血顺着枪托滴进了土里。

那时候，我们的武器太差了，一个排只有一挺机枪，配100发子弹，战士们都舍不得连射。每人一支步枪，配2发子弹，开火时子弹还常卡壳，只能打一枪换个地方，靠游击战打鬼子。

在大西南扎根

1949年6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一年，我跟随部队来到了贵州。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组织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到贵州之后，我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还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建设中。1963年2月，我进入税务部门工作，也在这里安下了家。脱下军装换上税服，我把战场上的拼劲也带到了税收工作中。

20世纪60年代的龙里县，山路崎岖难行。当时收税全靠一双脚，我们经常是背着铺盖卷，揣着两角钱和半截粮票就出发了。去偏远的乡镇收税，往返要走2天左右，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走，脚底的血泡连成一片。

1974年7月，我调任龙里县税务局秘书股股长。那些年，我走遍了龙里的山山水水，见证了基层税收工作的艰辛与不易。尽管条件艰苦，但为国家收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我。1985年5月，我从龙里县税务局离休。离休后，我经常被邀请回到原单位或者中小学校等，给年轻一代讲述抗战历史。

如今，我已经101岁，身子骨还算硬朗。除了出门晒太阳，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抗战剧，这几年视力不好了，就听听声音。我常想，今天我们虽已身处和平年代，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我心里从未远去，也会被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