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参加了福建省注册税务师行业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举办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培训班，第一次走进了魂牵梦萦的革命圣地——延安，实地接受了一场伟大抗战精神的洗礼。

抗战的“灯塔”

1938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二年，祖国山河已大半沦陷。艰难苦战中，抗日局势将何去何从？中国会亡国吗？中国能速胜吗？一连串的问号，像一个个风中摇曳的火苗，悬在万千国人心头。

此时的陕北高原，春寒料峭。凤凰山脚的一孔窑洞里，油灯长明，彻夜不熄。一个高大瘦削的身影被灯火拉长，投在粗粝的土壁上。45岁的毛泽东几乎不眠不休，连续8天9夜写就了近5万字的雄文。在这篇名为《论持久战》的文章里，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用冷静透彻的分析，清晰而坚定地回答了世人的困惑——“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他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勾勒出抗日战争发展演变的3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得出了“我必胜、敌必败”的科学论断。

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这束延安窑洞中闪耀的思想星火，宛若茫茫暗夜中的一座灯塔，为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照亮了必然通往胜利的航向。

革命的“熔炉”

抗战时期的延安，交通不便、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一切的困难，都不能阻挡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冲破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的脚步。“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诗人何其芳笔下当时延安的景象。他们中间，既有身着西装的学者，也有脚穿草鞋的农村青年，但心怀同一个信念而来。

当时的延安，是红军和抗日游击力量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而设在老城二道街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座为适应抗战形势而更名的学府，最为爱国青年们所向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登上抗大讲台，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动员令：“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要求抗大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在毕业证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希望的火种，就这样从延安播撒向全国，逐成燎原之势。到1938年底，已有1.5万人涌入抗大学习。整个抗战期间，抗大总校共招生8期，并在各根据地创办分校12所，秉承“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培养出10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锻造抗日将才的“大熔炉”。

精神的“坐标”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开始即诙谐地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两支队伍必须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前者指的是“手里拿枪的军队”，后者则是指“文化的军队”。

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位于延安城北桥儿沟。四面的山坡上，还留有当年师生们亲手挖出的窑洞宿舍。他们因陋就简，以苦为乐，创作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鲁艺校园中，冼星海的居所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旧貌，一桌一床，简朴如斯。1939年春，冼星海在这里用6天6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公演后，轰动延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一声声呼唤民族觉醒的高原惊雷，响彻华夏大地。《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努力织布，坚持抗战》《保卫家乡》等来源于抗战时期斗争和生活的画作，穿过战火硝烟，拨动万众心弦。歌声、画作，还有创作了充满昂扬斗志和乐观精神文学作品的周扬、丁玲、周立波、艾青、萧军、刘白羽、‌吴伯箫等等，从此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里。

“从军杀敌，以笔为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这是1942年7月，朱德同志为鲁艺殉难校友送的挽联，生动地诠释了烽火硝烟的岁月中，延安文艺界用自己的手中笔，御外侮、激斗志，为全民族抗战奏响的一曲曲慷慨壮歌。

80年光阴倏忽而逝。夜幕下的延安城，车水马龙、霓虹璀璨。炮火纷飞的日子早已远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正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然而，这座英雄的城市在炮火与硝烟中淬炼出的精神，历尽岁月沧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作者：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