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自古便以盛产铁煤著称，南京著名园林愚园的主人胡恩燮，就是徐州市近代煤矿的创办者之一。

1882年，胡恩燮受徐州道台程敬之邀请来徐州，与人共同出资请来矿产勘探师进行勘探，发现利国驿周围铁矿丰富，贾汪一带“遍野煤田”。同年10月，在左宗棠的支持下，胡恩燮、胡光国父子在徐州创办了徐州利国矿务总局。

起初，该局采用官督商办模式，但因杂税繁多、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原因，在1882年—1912年的30年间发展缓慢，长期处于亏损状态。1898年，徐州利国矿务总局的矿场迁往贾汪，更名为贾汪煤矿公司。清朝覆灭之后，1912年春，袁世凯的堂弟袁世传正式接办贾汪煤矿公司，担任公司总经理，并向北洋政府工商部申请登记注册。

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统计，1895年—1911年，在中国开发的煤矿中，本土资本投资的有41家，外国资本投资的有21家。从投入的资本来看，中国资本总额仅1410.3万银圆，而外国资本总额达4542.2万银圆，外资是中资的3倍多。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凭借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就地开设厂矿，并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各项特权以减免税款，严重影响到中国本土煤矿业的发展。

袁世传看出症结，他接手贾汪煤矿公司后，“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引入蒸汽动力设备、改进通风排水系统，使得贾汪煤矿公司的煤炭年产量从3万吨迅速提升至18万吨以上，吨煤出井成本下降到2.5银圆，大幅提升了市场竞争力。1917年，袁世传投资修建柳泉至贾汪的窄轨铁路，配备蒸汽机车及多节车皮，形成矿用运输专线。

但当时苛捐杂税繁重，影响到贾汪煤矿的发展，于是袁世传向当时的江苏省税务机关申请柳泉至贾汪间的“材料运矿免税”，希望免除统税（货物税）和地方厘金，申请随即得到批准。接着他又禀请“运销煤炭出口免税”，可这回却得到了不同的答复：“税务处批令：照章征完。但可按开滦、抚顺等出口税则，每吨1钱，而内地税按半价5分缴纳在案。”而彼时开滦煤矿、抚顺煤矿等外国资本控制的煤矿，已通过不平等的“协定关税”特权与领事裁判权庇护，实现了隐性免税：海关总税务司署由外籍人员主导，对这些外资控制煤矿的出口煤炭，常以查验不便为由默许豁免关税。地方关税部门又忌惮列强干涉，不敢上门核验征缴。

后来，袁世传又多方奔走，争取煤炭出口免税政策，均没有得到批准。

从清代咸丰年间开始，中国的煤炭运销到国外需要缴纳关税，而在国内运销则要缴纳厘金和常关税，税率高达货物价值的10%—15%。1914年，北洋政府出台《矿业条例》，虽明确了矿产税的税率标准，但地方军阀在执行过程中经常擅自加征。1919年，北洋政府颁行《各矿务公司认缴统税暂行简章》，规定煤炭按市价的5%缴纳统税，免除此前的厘金及50里外常关税（当时对经过内地关卡的货物征收的一个税种），但海关出口税和50里内常关税等仍需缴纳厘金和常关税。常关即内地关卡，50里内常关指以海关所在地为中心，半径50里以内的常关；50里外常关则指距离海关50里以外的常关。

即便承担了沉重的税负，贾汪煤矿依然凭借质量好、火力足的优势，满足了火车、轮船及大型工厂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国内运输的便捷性，逐渐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贾汪煤矿公司还一度打破沪宁沿线煤炭市场的垄断局面，成为开滦煤矿、抚顺煤矿这两家外国资本控制的煤矿的重要竞争对手。

然而，由于战事频繁、铁路受阻、水路不通，贾汪煤矿的运煤船只一再发生被扣和被抢事件。此后，贾汪煤矿的煤炭产量逐年下降。1926年，袁世传因赔累过巨，忧郁成疾，最终离世。

此后，贾汪煤矿公司陷入管理混乱。1927年，贾汪煤矿的煤炭年产量暴跌至3万吨，几乎回到建矿初期水平。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贾汪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