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士联邦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一项个人所得税征税制度改革法案，废除现行个人所得税报税制度中的“婚姻惩罚税”（夫妇合并申报纳税导致税负增加）。然而，该法案遭到部分保守派人士的强烈反对，这部分人正在推动举行全民公投，试图阻止该法案落地实施。

这场围绕“婚姻惩罚税”存废的争议，不仅涉及税收公平问题，也深刻反映出瑞士社会在家庭模式、性别平等与国家政策导向之间的价值观念分歧。

“婚姻惩罚税”衍生“无证婚姻”等现象

现行瑞士联邦税制要求已婚者申报个人所得税时，按夫妇合并申报纳税，这使得双方收入均较高的家庭不得不适用更高的边际税率，形成所谓的“婚姻惩罚税”。夫妇双方年收入均在7.5万瑞士法郎（1瑞士法郎约合8.9289元人民币）至12.5万瑞士法郎的中等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婚后每年可能增加数千甚至数万瑞士法郎的税收。

该政策造成一种特殊的经济效应：当以女性为主的第二收入者（通常男性收入更高，被称为第一收入者）将其收入纳入家庭总收入后，就会产生“工作越多、税负越重”的经济抑制效果。普华永道瑞士家族业务主管丽莎·康威尔-韦伯表示，该政策“直接影响瑞士人的婚姻决策，对高收入伴侣尤其明显，甚至导致一方选择放弃工作”。

现行税制不仅影响就业，还衍生出“无证婚姻”和“税务离婚”等现象。有夫妇因预计婚后每年税负将增加4万瑞士法郎而选择不登记，亦有资深银行家考虑通过离婚来减轻缴纳养老金的负担。据瑞士联邦数据，2019年全国约有70万对夫妇受到“婚姻惩罚税”影响，其中45.4万对为在职夫妇，25万对为退休夫妇。养老金制度中也存在类似的不公平现象：已婚夫妇最多仅可领取单身者1.5倍的养老金，而未婚伴侣则可分别领取全额养老金，这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带来的制度性不公。

税改背后的性别平等与家庭传统之争

瑞士关于“婚姻惩罚税”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1984年，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就已裁定对已婚夫妇差别征税违宪，但因政治阻力未能实现改革。2016年类似提案仍在公投中遭到否决。如今税制改革再度推进，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最近20年来，瑞士女性高等教育参与率和整体就业率持续提高，但目前女性全职就业比例仅为60%，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78%的平均水平，而男性全职就业比例则超过90%。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授希瑟·凯恩斯-李指出：“当前税制对双职工家庭，尤其对女性构成了实际困境。”许多高技能女性被迫从事兼职工作，甚至完全退出就业市场，这一现实引发了关于税制改革的社会呼声。

瑞士联邦主席卡琳·凯勒－祖特尔表示：“改革必然有赢家和输家，但大多数民众将从中受益。”政府测算显示，个税征税制改革后，50%的纳税人将获利，36%税负基本不变，仅14%可能税负增加。支持者强调，“婚姻惩罚税”主要影响以女性为主的第二收入者，变相鼓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而改革有望促进性别平等、加强女性就业，并推动瑞士的夫妻征税标准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税制的标准接轨。

然而，由右翼瑞士人民党、中间党和福音派团体组成的保守派坚决反对改革，称其损害传统家庭价值观，并试图推动公投以阻止法案实施。中间党议员指出，各州已借助收入分割、第二收入者专项扣除等举措来降低已婚夫妇税负，因此在联邦层面推行这一激进改革并无必要。此外，联邦税务部门预计，新政将每年新增约170万份纳税申报表，大幅增加行政成本，可能导致税务系统超负荷运转。

而实际上，这场争论远远超出了税改的技术层面，它折射出瑞士社会在家庭组织模式方面存在的深层次观念分歧。德勤税务合伙人托马斯·胡格指出，这看似是一场关于税收技术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家庭应如何构建、国家是否应提供政策激励等诸多议题。

政治博弈与制度韧性的考验

瑞士实行联邦、州、市三级征税体系，各州在税收领域享有高度自主权，这一结构性特点为全国性税制改革带来显著挑战。本次改革仅涉及联邦税层面，因而在推进过程中面临明显的区域差异与协调难题。

卡琳·凯勒-祖特尔表示，多数州政府呼吁为该改革设立10年的过渡期，以减缓新税制带来的财政冲击，反映出地方对改革落地持高度审慎态度。此外，这项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全民公投的考验。根据瑞士直接民主机制，收集到5万个有效签名即可启动全民公投。即使未达该门槛，索洛图恩州和阿尔高州等仍可联合至少8个州通过特定宪法程序发起全国公投，这也为税改前景增添不确定性。

经济测算表明，这项改革有望推动6万人进入就业市场，带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个百分点，但会导致联邦和州两级财政每年少收10亿瑞士法郎税收。尽管面临短期财政压力，支持者认为长期随着税基扩大可实现动态平衡。不过，议会两院在具体实施方案上仍存分歧，国民院建议将少收入的税收总额控制在6亿瑞士法郎，联邦院则主张控制在5亿瑞士法郎。

这场跨越40年的税制之争，已超越政策本身，成为洞察瑞士社会价值观变迁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