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称,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结构重组、规则多变

税收政策正成为影响产业竞争的核心变量

2025年09月17日 版次:08        作者:姜赫

近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全球贸易最新动态》报告,对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在地缘政治重构、技术革命不断深化与多国产业战略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呈现“增速放缓、结构重组、规则多变”的新特征。政策不确定性尤其是税收政策的变化,正在成为影响贸易流向、区域格局与产业竞争策略的核心变量。

全球贸易的“减速扩张”与结构性变迁

2025年上半年,全球贸易呈现出明显的“减速扩张”趋势:贸易总量持续增长,但增速较疫情后复苏高峰期显著放缓。具体来看,第一季度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额环比增长1.5%,年化增长率约3.5%;第二季度数据环比增长约2%,上半年累计增长规模约3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4万亿元),其中货物贸易2300亿美元,服务贸易700亿美元。

发达经济体在本轮贸易复苏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进口额出现罕见激增,环比增幅达14%,年化增长率达12%,其主要动因并非内生需求扩张,而是企业为规避预期中进一步加征的关税而进行的“抢进口”行为。欧盟出口表现强劲,环比增长6%,年化增幅为3%,得益于其区域供应链的韧性和外部市场需求的阶段性回升。

区域间分化态势进一步加剧。在出口方面,发达国家增长2%,发展中国家增长1%。从区域表现来看,非洲能源与资源品出口显著拉动增长;欧洲域外贸易及北美域内贸易成为亮点;太平洋岛国和中亚地区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物流瓶颈制约,贸易量出现收缩。

全球贸易失衡状况持续。美国的商品贸易赤字达到历史高位,且仍在不断扩大,而中国与欧盟维持可观顺差。美欧等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幅度在第一季度显著扩大,这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结构的脆弱性,也为未来贸易摩擦与协商带来更大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被认为是影响全球贸易活力、引致结构性扭曲的关键因素,其中税收政策特别是关税的频繁变动成为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税收政策的连带效应

报告中认为,2025年上半年全球贸易品价格维持温和上涨态势,一定程度上与税收政策的预期变动相关,其发挥的连带效应远超贸易引力模型的测算(该模型应用于经济贸易领域的实证分析,是用于考察影响双边贸易因素的重要模型)。

税收政策变动的成本传导与价格效应显著。关税上调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抑制终端消费与中间品需求。从美国第二季度进口数据的大幅下滑能够看出,第一季度的“抢进口潮”透支了后续需求,也带来企业库存结构的扭曲。同时,这类政策变动会通过全球价值链传递,推高贸易品价格指数。

税收政策强烈干扰全球供应链布局与贸易地理方向。企业为应对政策模糊性,采取“预期引导下的短期套利”举措,例如提前出货、建立缓冲库存以及调整报关策略等。2025年第一季度的“抢出口”“抢运潮”正是供应链在税收政策预期突变下的应激反应。中长期来看,持续的政策压力将进一步推动“友岸外包”(指企业撤离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优先与友好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和供应链多元化策略落地。据报告统计,全球贸易伙伴集中度已连续多个季度下降,企业刻意分散风险、调整采购地理分布,即使此类决策常以牺牲规模经济为代价。税收成本已成为企业重新布局区位决策时优先考虑的变量。

高度不确定的税收环境会抑制长期投资与创新活动。企业面临无法内化的政策风险时,倾向于推迟大型跨境投资项目,尤其在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领域。报告警示,以“向内看”为特征的产业政策(如保护性关税)虽旨在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但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削弱国际技术合作与知识外溢,最终拖累全球创新速度。

此外,通过税收政策改变贸易条件可能加剧而非缓解全球贸易失衡。报告中提到,一国的单边关税措施如果招致贸易伙伴的对等报复,将使得其进出口相对价格进一步恶化,最终不仅无助于改善贸易差额,反而可能扩大赤字规模。

除了传统关税政策,新型税收与“准税收”摩擦迅速兴起,具体体现为数字服务税(DST)和竞争政策中的巨额罚款。欧盟在今年年初对苹果公司、Meta公司等处以高额反垄断罚金后,美国于今年2月发布总统备忘录,宣布对外国实施歧视性税收和监管政策的行为采取关税等反制措施,并指责欧盟及土耳其等对外国科技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行为构成“事实上的贸易壁垒”。

这些措施体现出税收与贸易政策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滥用国内政策工具实施事实上的贸易保护。此类摩擦对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非歧视原则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造成挑战,也迫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数字时代下贸易规则与税收征管管辖权的边界。

未来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再平衡

报告对2025年下半年及之后的全球贸易前景持审慎态度,认为下行风险占据主导。多重因素可能进一步压制贸易增长:多数地区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需求萎缩,美国可能出台新关税引发广泛贸易冲突,地缘政治紧张冲击关键供应链线路,主要制造业经济体需求疲软等。

尽管如此,一系列韧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为全球贸易提供底层支撑。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区域贸易,如中国—非洲经贸合作、欧盟域内贸易,成为应对全球波动的重要缓冲。服务贸易继续保持高增长,预计全年增长率约9%,其中数字服务、知识产权使用、专业和商务服务等保持稳定。国际物流指标也有所上升,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和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自年初低点逐步反弹,表明实体贸易流动正在逐步适应新的政策与市场环境。

整体来看,未来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亟须主要经济体提高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贸易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避免单边主义与以邻为壑的决策倾向。国际社会需建立新的对话与协调机制,以妥善处理数字税、反垄断罚款等新型摩擦点,防止其演变为全面贸易冲突。对企业而言,增强供应链韧性、推动多元化布局、把握区域一体化机遇,是应对税收政策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关键对策。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重构一个包容、公平且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秩序,是引导全球贸易走出当前困境、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根本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税务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