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布《广州蓝皮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显示，2024年广州消费市场和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进出口总额连续4年超过10000亿元。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发展跨境贸易具有先天优势。在《广州贸易》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范岱克通过考证国内外档案文献，剖析了1700年—1845年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其贸易体制的兴衰历程，为广州对外贸易体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

本书开篇梳理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形成与核心运作架构。这一体制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于17世纪末逐渐确立，1757年乾隆颁布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的上谕，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这一限制使得彼时的对外贸易走向严格规范化，其核心是通过“定例”传统来维持贸易秩序。粤海关作为核心管理机构，以指定地点、指定人员、丈量船只、固定税费为基础，建立了从澳门引水、虎门查验到黄埔锚泊的全流程管控。其中，保商制度是关键机制，即每艘外国船需由指定行商担保，负责税费缴纳与外国人行为管理，而返航船牌的发放则以结清所有费用为前提，形成“信用—管控”闭环，这种结构通过稳定的程序与税费标准培育了中外商人的信任，支撑了贸易的持续增长。

基于对史料的研究，书中对粤海关进行牌照管理的三类核心角色，即引水人、买办与通事作了重点描述。这几个群体极具近代对外贸易特色与地域特色，能够反映官府与民间在外贸交易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当时外贸商品的种类以及中国近代新兴的资本阶层的运作模式等情况。

引水人是珠江航道的“守门人”，担负着确定航线、有组织和细致化地引导外国船只入港的要职，以引水人为核心设计的技术水准、收费标准、管理体系，可以反映当时船只的载重量、远航能力、科技更新等情况，但其职能随19世纪汽船技术引入而逐渐弱化。买办承担补给品供应重任，不仅提供食品、劳力，还建立了赊账制度，但在18世纪末因腐败丛生而导致交易费用上涨，催生了补给品“黑市”。通事是中外沟通的“中间人”，负责税费核算、信息传递与纠纷调解，他们通过粤海关档案获取贸易数据，客观上促进了竞争透明化，但其语言能力与调解角色也常成为中外摩擦的来源。

作者认为，广州对外贸易体制是一种相当成熟、高效运作的体系。书中评价，“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全球商业自由贸易的历史过程与中国茶叶贸易的增长直接相关，外国对茶叶和瓷器的需求持续增长，推动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投资资本的流动使得国际金融结构变得复杂，小型汽船的普及让散商模式逐渐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这一类大型垄断机构。在运行层面，广州对外贸易依托珠江网络形成“广州—黄埔—澳门”三角格局，出口以茶叶、瓷器、丝绸为主，进口以白银为核心支付手段，贸易量从18世纪初的每年数艘船增长至19世纪40年代的每年超300艘船。

但是，茶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白银，一些地方官员因政绩需求默许，甚至纵容通过走私鸦片换取白银的行为，从而促使茶叶外销。在弊端与反思的章节中，书中认为，清代广州贸易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一些地方官员在消除腐败问题上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崩溃。

此外，清代不具备保护商业发展的法律体系。由于朝廷不重视发展商业，对于行商承担的关税，政府不仅不采取延期收取，还要求行商缴纳“行用”和“捐助”，使得行商负债经营。此时国内贸易资本市场基本没有诞生，行商由于无法在本土建立同盟，不能控制进出口价格，在外商面前缺乏话语权，面对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且利息远高于国外市场的处境，本地商户的利润被进一步蚕食。而由于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行商依赖政府颁发的行政许可经营，其权益得不到保护，而清政府未能及时充分收集有关贸易和国际环境的信息，也导致本国贸易的优势被大大削弱。

综合来看，全书从贸易的各个参与者角度出发，分析广州贸易发展中的产品、货币、政府体制、技术变革等因素，能够使我们一窥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脉络。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