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如何被塑造的？在美国历史学家林肯・佩恩所著的《海洋与文明》一书中，作者聚焦“海洋如何塑造文明”，从海洋的视角出发讲述世界历史，揭示人们如何通过海洋、河流与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交换和传播商品、物产与文化，在塑造自身文明的同时塑造历史，展现人类通过海洋实现商品交换、技术传播、文化交融与政治格局演变的过程。

海洋：文明变革的核心载体

作者认为，海洋不仅实现商品与人员的流动，更推动技术、宗教、制度的跨区域渗透。

在史前时期，海洋是“文明扩张的生存通道”。波利尼西亚人驾驶双体独木舟，以“星象导航”和“参照岛屿”划分航线，用数千年时间，完成了对太平洋群岛的殖民。这种迁徙是基于对季风规律、海水颜色变化、鸟类迁徙路线的精准把握。海洋在此不仅是“移动路径”，更成为波利尼西亚文明“分散而统一”的纽带。

古典时期，海洋是文明“差异化发展的核心载体”。地中海的“封闭性”使其成为“冲突型互动”的舞台——希腊雅典控制爱琴海，通过提洛同盟垄断黑海谷物贸易，支撑民主制度；罗马则将地中海变为“我们的海”，以奥斯蒂亚港的谷物运输船队维系帝国统一。而印度洋则因“季风规律性”，形成“和平共生型互动”——在从埃及贝勒尼克港航至印度穆兹里斯港的贸易中，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各司其职形成跨大陆贸易链。

近代以来，海洋成为“全球文明交织的引擎”。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打破区域壁垒，欧洲通过海洋将美洲、非洲、亚洲纳入“殖民贸易体系”，美洲金银流入欧洲引发“价格革命”，三角贸易为欧洲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东印度公司凭借海洋垄断权塑造殖民格局。19世纪工业革命后，蒸汽船与电报让海洋从“空间障碍”变为“权力竞争通道”：英国通过击败西班牙、荷兰，确立了海上霸权；20世纪50年代后，集装箱运输、卫星导航让海洋成为全球经济的“经纬线”，方便旗制度（指一国商船为规避本国高税费及严格监管，选择在税收低、管理宽松的国家注册并悬挂注册国国旗的行为）改变海洋贸易的主权属性，海洋进一步升级为“全球文明的连接核心”。

作者认为，几乎所有文明都对海洋持有“依赖与警惕并存、重视与轻视交织”的认知。这种认知深刻影响人类参与海洋活动的深度，塑造了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早期的认知表现为“利用海洋却压制民间航海”。唐宋时期，广州、泉州港的贸易量远超陆上丝绸之路，市舶司税收占宋代国库1/5；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庞大，航至东南亚、印度洋。但官方始终将海洋视为“大陆安全的补充”——汉代将民间海洋贸易纳入“朝贡体系”，宋代限制商人自主出海，明代实行“海禁”。这种“利用却压制”的态度，使中国未能形成民间主导的航海网络，在近代海权之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欧洲的认知体现为“依赖海权却轻视从业者”。雅典依赖爱琴海航线支撑民主制度，罗马通过地中海航运维系帝国统一，但将水手视为“低等职业”。这种轻视导致欧洲航海始终缺乏文化认同，未能形成“海洋文明共同体”，仅将海洋视为“殖民与贸易工具”。

从争夺到共治的权力格局演变

书中认为，对海洋的控制与利用能力，实际上反映出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古典时期，各海域“自主发展”，形成多元权力格局。地中海的权力随海权竞争转移——埃及、希腊、罗马先后主导；印度洋的权力分散于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东亚海域则以中国为“大陆中心”，东南亚为“海洋中介”。正如作者所言，“此时的海洋权力，是区域的，而非全球的”。

近代至19世纪，欧洲通过海洋“贸易垄断”，确立世界霸权。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将各海域纳入“殖民贸易体系”。作者尝试对“为何欧洲能够通过海洋占得全球化的先机”这一问题进行解答。作者认为，地中海优越的先天条件让雅典帝国确立了一种新的模式，即“通过没有中间商的远距离海上贸易获得财富，并凭借海军来保障其优势”，这种“海商复合体”让海上贸易和海权力量彼此支撑，整个社会都围绕着海上活动进行彻底重组。以此为前身的地中海国家从长距离贸易开始，随后逐渐发展出国内贸易，最后才在很晚的时候创建了生产性农业，其顺序和世界其他内陆国家恰好相反。以利润作为驱动力，海洋贸易推动着当地人们不断向外开拓，前往遥远而陌生的陆地，这种模式天生带有某种向外扩张的冲动，也众所周知地给世界带来了好坏参半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各国对海洋的认知从“争夺”转向“共治”，权力格局去中心化。集装箱运输、海洋资源开发让海洋成为全球经济核心，海洋从“军事争夺场”变为“资源开发与环保前沿”——各国既渴望开发海洋石油、天然气，又担忧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灾难；既需要通过海洋贸易获取利益，又需要应对国际监管难题。这种认知推动国际社会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全球共治”的海洋秩序。这种从“争夺”到“共治”的转变，有望推动海洋成为全球共赢的载体。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