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夏子街”这三个字的时候，眼前总是出现那棵老胡杨。它站在连队小广场的东侧，树干要四五个孩子才能合抱，树冠如云，投下的阴凉能盖住半个篮球场。夏天傍晚，女人们蹲在树下洗衣服，抽水机隆隆的响声把她们的说话声切成一段一段，河南话、四川话、上海话、甘肃话，像不同颜色的线，织进黄昏的光里。

可是，当2010年我陪着父母回到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四团，站在曾经的小广场，却发现老胡杨不见了。有人告诉我，树被连根挖起，树干劈成了柴火，树根做成了根雕。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记忆中的夏子街，其实从我离开时就开始消失。我写《夏子街传》，不是为了找回什么，而是为了在文字里重新种一棵胡杨。

童年碎片的集合

很多家乡的朋友问我：书里的夏子街是一八四团四连吗？狗娃真有其人吗？孔连长和俄罗斯媳妇的故事是真的吗？我总是回答：都是真的，也都是虚构的。

当我离开夏子街许多年后，当我童年的记忆被时间冲刷得边缘模糊、中心却异常明亮时，我发现自己无法如实地还原那些场景。我记得外婆爬上屋顶时蓝布衣襟被风吹起的样子，但记不清那是哪一年的秋天；我记得童年的玩伴狗娃提着成串的呱呱鸡从戈壁滩走回来的身影，但想不起他到底多大年纪；我记得孔连长手杖敲地面的声音，却说不准那手杖是用木头还是竹子做的。

记忆是碎片，是褪色的照片。而当我开始写作，这些碎片便在纸上自动拼接、延伸、生长。外婆不只爬上了我家的屋顶，她还爬上了所有四连孩子的记忆屋顶；狗娃不仅被雷电击中过一次，他在每个读者的想象中都会被重新击中一次；孔连长的手杖敲过的不只是四连的广场，它敲响了兵团第一代人共同的青春。

所以，作家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学人物。那个在书里跑来跑去的六七岁的小姑娘是我，也不是我，她是那些童年碎片的集合。她看见的，是经过时光发酵后，心中沉淀下来的夏子街。

“夏子街还在这里”

夏子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地理上，它在准噶尔盆地腹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是地图上一个需要放大很多倍才能找到的小点。

但在我心里，夏子街的半径要大得多。它的东头连着上海知青阿宝的弄堂记忆，西头接着甘肃牧人老马的黄土高原，南边蜿蜒着四川外婆走过的山路，北边通向俄罗斯母亲娜佳遥远的伏尔加河。夏子街的房子很简陋，但住在里面的人，心里却装着大半个中国。

这就是兵团最神奇的地方：它把天南地北的人聚集在这片戈壁上，他们说着各自的方言，怀念着各自的故乡，共同建造了一个新的家园。孩子们在这里长大，他们的“老家”在父母的言谈中变得模糊，他们真正的故乡，就是脚下这片混合着全国各地文化的土地。

我写夏子街，就是在写这种奇妙的融合。而且，写作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当物理的夏子街在加速消失时，文学的夏子街却开始生长。

《夏子街传》确实是一本虚构作品。但它的虚构，是对真实的另一种忠诚——忠诚于那些无法被档案记录的情感，忠诚于那些随着肉身消亡而消失的记忆，忠诚于戈壁滩上曾经鲜活、如今却渐渐沉寂的生命痕迹。

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我仿佛又听到了抽水机隆隆的响声，闻到了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飘出的饭菜香，看到了老胡杨树下，那个小姑娘正向我跑来。

她跑过戈壁滩，跑过棉花田，跑过几十年的光阴，跑进我摊开的稿纸里，对我说：“你看，夏子街还在这里。”

是的，它还在这里。在我的书里，在每个翻开这本书的读者的想象里，在所有离开故乡却永远被故乡塑造的人心里。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税务总局克拉玛依市税务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