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上半年，笔者在南京博物院“观天下——大明的世界”特展中，看到一张几乎看不清字迹的明代卖田契，名为《孙桐卖田契》。

博物院对该展品的讲解为：“此为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孙桐将其祖产田产出卖的一份契约，包含税单。（卖田契）内容写明所卖田产的位置、价格、范围及相关附属物等。这份土地买卖契约中，土地的价值和其所承担的赋税完全折合为银两计算，证明在明代中后期，白银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这份400多年前的卖田契，见证了明代货币和赋税制度的变迁。

“缺钱就印钞”的大明

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后两宋和金国开始发行纸币，元代蒙古统治者发现印制纸币能迅速获取资金，于是开始大肆发行纸币，劳民伤财，成为引发红巾军起义的原因之一。

明代开国之初，国家百废待兴，需要大兴土木，边境还要消耗大量军费，全国各处卫所的屯垦和驻防事业迅速发展，朝廷一时面临非常大的财政压力。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朝廷宣布发行大明宝钞，并启用重钞轻钱政策。宝钞定价由朝廷严格管控，而不受市场调节。洪武八年宝钞发行时，朝廷规定1贯钞分别能兑换1000文铜钱、1两白银和0.25两黄金，无论实际生活中宝钞的价值如何变化，朝廷在收发宝钞时一概按照这个定价来计算。

朝廷规定，财政支出必须用宝钞结算。比如煮盐的灶户工本用宝钞支付，给士兵用来买菜的月盐钱用宝钞，宫廷开支也大量用宝钞。到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修建紫禁城、疏浚大运河、郑和下西洋、五伐漠北，这些大型工程和支出项目使得朝廷开支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当时，明代的财政基础非常薄弱，不少项目资金都用宝钞支付。

元代纸币还有一定的金银储备兜底，大明宝钞则没有准备金，货币价值不是依据所对应的金银储备确定，而是依靠朝廷的强制规定。大明宝钞的发行量也没有限制，民间须按照朝廷规定的币值使用。也就是说，朝廷想用钱了就印钞。

宝钞泛滥，社会深受其害

宝钞刚发行时，发行量还比较克制。但从洪武十九年（1386年）开始，宝钞的发行量就一发不可收拾，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一年就发行了1500万锭宝钞，洪武年间发行的巨量宝钞让它的实际价值像废纸一样。

朝廷滥印钞票使得宝钞一文不名，同时官府又强制老百姓使用宝钞。洪武八年，朱元璋规定禁止以金银为货币进行交易，违者重罚。永乐年间，朱棣的金银之禁更为严苛，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交易者，不拘数目，一概充军辽东。为了维持大明宝钞的官方货币地位，统治者不惜强迫全国使用宝钞交易，这给明代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害。

明代官员的俸禄之低历史闻名，朱元璋按照当时的物价规定了官员俸禄。朱棣即位后，又宣布官员的俸禄从全部发粮食改为一半发粮食、一半折成宝钞发放。此后，朱棣又颁布《俸粮支米钞格》，对于官俸折发多少宝钞作出严格规定，且一般不得更改，导致官员的俸禄实际价值进一步下降。

老百姓也深受宝钞滥发之害。官府向老百姓收购物品，按照宝钞官价支付给百姓，百姓最后得到的实际价值可能只有他们产品价值的几十分之一，不少人因此破产。宝钞贬值如此严重，以至于到洪武朝后期，老百姓被倒逼开始物物交换。

白银流入为“一条鞭法”改革准备了货币条件

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宝钞开始在事实上逐步被抛弃，到成化、弘治年间，白银因其价值高、便于携带和易于分割等特点，在民间交易中得到青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当然，白银的流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贸易的发展。

明代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对外贸易中商品优势显著。大帆船贸易连接了东方与西方世界，大量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商品被运到美洲和欧洲。作为交换，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此外，日本的白银也通过贸易流入中国。依托大量白银的流入，到明代中后期，白银终于成为国内主要货币，这也为“一条鞭法”的推行准备了条件。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在此之前，田赋基本是征收实物，“一条鞭法”实行后，差役全部改为征银，田赋除苏杭等少数地区仍征实物以供皇室所需外，其余一律改为折银征收。

“一条鞭法”改革对官府而言，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降低了行政成本；对百姓而言，按地、丁摊派银两能减轻赋役不均问题，缴纳白银也省去了运粮和服役的麻烦。百姓缴银后，官府把碎银熔成银锭，并刻上时间、地点等信息，这就是现在不少博物馆中明代税银锭的由来。以银纳税，对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南京博物院的这张《孙桐卖田契》，土地的价值和其所承担的赋税完全折合为银两计算，正是明朝货币制度变革和推行“一条鞭法”的历史见证。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