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与智能设备的普及，电子支付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占比持续提升，现金的使用频率显著下降。然而，全球范围内流通的现金数量依然庞大。这些现金究竟流向何处？纸币是否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S·罗格夫在其著作《无现金社会——货币的未来》中，大胆地提出了关于逐步取消大面额纸币的假设，并描绘了以数字货币为主导的未来货币图景。本书不仅为货币政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税收治理、金融监管等公共政策领域具有重要启示。

现金的隐匿成本：助长地下经济与税收流失

罗格夫指出，主流经济学界对纸币体系的弊端长期关注不足。他从现金持有量与交易结构的数据入手，揭示出现金与地下经济之间的密切关联。数据显示，在许多发达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现金持有量居高不下，但大额交易中现金使用比例却很低。这表明，大量现金并非用于日常合法交易，而是沉淀于逃税、非法交易与规避监管等活动之中。

现金的匿名性使其易于脱离官方统计与金融监管。正如罗格夫所强调，现金在为个人提供支付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负外部性”。笔者认为，在税收领域，现金交易为偷逃税提供了便利。无论是通过现金支付劳务报酬以隐匿收入，还是通过现金的跨境流动以逃避税收监管，都会导致国家税收收入流失，破坏税收公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多次指出，现金密集型行业和小额现金交易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流失的重要渠道。现金也为腐败、毒品交易、恐怖主义融资等犯罪活动提供了难以追踪的支付手段。

纸币对货币政策的制约：负利率政策的实施障碍

本书探讨了纸币体系对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限制。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或通缩压力时，央行可能需要将名义政策利率降至零以下以刺激经济，即实施“负利率政策”。然而，现金的存在构成了所谓的“零利率下限”约束：在负利率环境下，储户可以轻易地将存款取出转为持有现金，从而规避利息损失，使得负利率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罗格夫分析认为，纸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央行应对深度经济危机的政策空间。他提出，通过逐步取消大面额纸币（如100欧元、100美元等），提高大额现金持有与储存的成本，可以有效削弱人们囤积现金以规避负利率的动机，从而使负利率政策在技术上变得可行。尽管在保留现金的情况下也可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如对现金征收持有费等尝试实施负利率，但罗格夫认为，减少现金流通是打破“流动性陷阱”、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更为有效的途径。这对于面临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利率下行压力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无现金社会：关于隐私与普惠性的争议

罗格夫并非主张立即全面废除现金。他提出了一个审慎的长期转型方案，认为应从大面额纸币开始逐步取消，但保留小面额现金长期流通，以保障低收入者、老年人等群体的支付需求及社会应急需要。同时，必须同步构建全民金融普惠体系，例如由政府或监管机构推动，为所有公民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基本银行账户、借记卡或数字钱包，确保支付体系转型的公平性与包容性。

罗格夫提出，向无现金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在个人隐私与政府合法监管之间取得新平衡。需大力支持高效、安全的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大部分交易的实时清算。

笔者认为，对于税收治理而言，向无现金社会的演进意味着征管模式需要变革。交易数字化将大幅压缩现金交易带来的信息盲区，为税务部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风险分析、提升稽查精准度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数字时代税收政策》等相关研究中也指出，支付系统的数字化是提高税收合规程度、降低征收成本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罗格夫的观点虽然在论证上逻辑严密且颇具启发性，但其在学术界、政策界及公共舆论中存在显著争议。核心争议在于：无现金社会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影响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等依赖现金人群的金融普惠性，他的观点还引发了对个人财务隐私被过度监控的担忧。现金的匿名性被视为个人财务隐私的一道物理屏障，完全数字化、可追溯的支付体系，可能带来对个人信息过度收集与监控的风险。书中并未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强调需要在制度与技术设计上寻求平衡：通过立法明确数据收集与使用的法律边界；在支付系统中嵌入隐私保护增强技术；对小额、微额交易设定一定的匿名额度等。

无现金社会高度依赖技术与网络的特性，也带来了对系统脆弱性和安全风险的担忧。笔者认为，从税收治理角度看，支付全面数字化虽能极大拓展税务部门的信息视野，有助于精准打击逃税、提升征收效率，但同时征管将更依赖于支付平台的数据，并且在利用数据、保护纳税人隐私、维护商业秘密之间，将出现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法律与伦理挑战。

在不可逆转的数字化浪潮下，如何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既能收获效率与监管之利，又能守护公民必要的隐私与自由，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高效、安全的税收与金融治理新生态，需要从理论、政策与实践层面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