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简单的总量扩张，关键在于打好一套目标协同、工具多样的“组合拳”，力求在政策加力与资金提效上实现突破。

回顾2025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支持“两重”建设、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等一系列举措，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有效激发国内消费潜力。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将延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这并非简单的总量扩张，关键在于打好一套目标协同、工具多样的“组合拳”，力求在政策加力与资金提效上实现突破，在有效化解风险挑战与全力促进经济增长之间达成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稳固支撑。

平衡好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系。一方面，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需要财政发力稳定增长、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伴随着刚性支出持续增长，要求财政进一步筑牢民生保障网。在经济发展侧，财政应更积极地发挥结构性支持和牵引作用，精准施策，而非“大水漫灌”，通过政府采购、政府产业基金、财政补贴、税收支持等多元化工具，强化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定向支持，降低其经营成本和创新风险，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在民生保障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持续加大在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支出强度，并借助财政资金直达、零基预算、预算绩效管理等手段，提升公共资金的使用效能，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这些部署是应对财力约束的必然选择，将资金从低效、泛化领域腾挪出来，集中投向最能驱动长期增长的领域和最关键民生短板领域。

统筹好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首，这不仅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能进一步吸引全球资源，应对传统国际经济循环弱化挑战。财政政策是多维度的工具箱，短期来看，应延续政府补贴促消费的基本框架，进一步侧重结构性引导，精准推动居民消费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领域跃迁。2026年，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提升循环质量，做大循环流量。另外，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落实并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以及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由中央财政对试点城市给予资金补助。长期来看，应进一步培育消费动能，加大就业支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使其有能力消费；强化民生保障，使其敢于消费；优化优质供给，使其乐于消费。对此，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如持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优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切实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落实和优化生育补贴政策。此外，应对提供优质供给和服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税支持，形成供需良性互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财税政策应主动破除制度壁垒，为企业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有力支持。

协调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当前部分结构性货币政策风险共担机制还不透明，银行在政策执行时，可能面临两难选择：一是银行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特定领域投放低成本资金，而这些领域通常风险较高，在缺乏明确风险补偿机制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政策资金空转；二是如果银行过度依赖政策激励而忽视风险定价，可能积累潜在的不良资产，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若有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的介入和配合，可有效缩小银行风险敞口，最大化发挥政策效能。如优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一方面直接改善银行资产端收益结构，覆盖部分风险成本，增强政策协同效能；另一方面降低居民信贷成本，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优化企业信贷贴息政策，财政资金要精准介入，降低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信贷门槛与定价，依据企业创新投入、吸纳就业、绿色转型等外部性指标设定阶梯式贴息比例，确保资金流向最具成长性和社会效益的领域。还应将贴息范围从购置设备，延伸至与之配套的软件、技术服务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激活市场投融资循环。

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财政政策需持续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政策传导机制等，不断增强政策前瞻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协同推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有效夯实经济运行的基本盘，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发展韧性，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支撑。

［作者：何代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崔孟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协同机制研究”（22&ZD09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