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扩张的零工经济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外卖骑手在路上来回穿梭，越来越多的各类零星需求订单发布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当平台型工作日益取代传统雇佣模式，成为许多人的“饭碗”之时，人们更需要主动地推动从“个体自由选择”向“群体规则建构”的跨越，建立更多制度保障和形成社会共识，创造出社会劳动的新范式。

零工经济图谱

2009年，《纽约客》杂志前总编蒂娜·布朗观察到一种现象，知识经济中的数字劳动者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大量以线上咨询、兼职或承接外包项目等短期受雇方式来赚取碎片化收入，她由此撰文《零工经济》，引出这一新词。不过这时零工经济的概念还只是“半成品”，因为当时网约车、民宿等分享经济平台刚刚创建。2010年之后，零工经济才显露出另一半真容，即越来越多的全新就业者开始通过数字平台匹配需求，以短期合同或微型项目为基础，进入临时任务导向型的新工作形态。

至此，零工经济的“双螺旋结构”达成。一边是可称为“零工白领”的数字游民，他们相对拥有更多专业技能，付出脑力较多，工作内容自主性较高，可远程交易，部分依赖平台搭桥，如设计师、撰稿人、在线教师、软件开发员等。另一边则是作为“零工蓝领”的平台劳动者，他们能运用相对简单的技能，更多是线下付出体力，个人接单，但高度依赖平台管理，典型的如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代驾人员、家电家具维修人员等。相比之下，前者更接近于传统词汇“自由职业者”，后者则因线上平台快速扩张而很快在数量上反超。对这两类群体，尽管还有“灵活就业者”“自雇者”，甚至是“个体从业者”等称谓划分，但从就业形态上仍可视作同一个谱系。只是因形态多样，边界模糊，如何对其进行精确全面的统计监测，仍在多方探索中。

今年1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描绘了2026年全球约33.4亿就业人口的总图景，其中占比最大的是21亿人的“非正规就业”，零工经济是“非正规就业”中增长迅速且备受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由职业大国美国，按照美国一家知名人力资源公司的最广义统计，2025年有超过7290万人在以某种形式从事自由职业，这已接近美国总劳动力的40%。据面向职场的社交平台领英预测，到2027年，自由职业者将占美国劳动力的50.9%。统计数据显示，全球零工经济市场已达到数千亿美元的估值。

非稳定就业时代

从社会学的宏观视角观察，零工经济看似是一个新现象，实则是旧结构的一种重现和变体。因为“上班”本就是很晚近的概念，所谓的“稳定就业”也只出现不到100年的时间。二战后，欧美国家经历过一段制造业兴盛、福利制度完善的“黄金时期”，鲜明塑造了社会记忆中的理想就业图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去工业化浪潮，尽管打造出大批第三产业链条，但整体看，西方社会仍无可避免地逐渐进入不稳定就业时代。

正如布朗当年所指出的，打零工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其实早已是常态，而零工经济现象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而有长期工作保障的群体受到了冲击。根本原因是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在持续减少。因制造业转移和缩水，美国蓝领岗位大量蒸发，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侵蚀了白领收入。除少量科技新贵外，传统企业成本压力日增，福利制度进一步退场，再加上疫情导致“在家办公”模式增多，更激发了雇佣双方对另类工作形态的想象。从这个角度看，技术进步也确实为劳动关系变化提供了新空间——既然数字化让短期劳动也能快速合约化、正规化，并随着服务业和平台经济的发展而愈加普遍，那么面对这些看上去灵活自由，既可全职投入也可作为副业补充收入的零工，年轻一代何乐而不为呢？

着眼未来，无论是呼唤制造业重振，还是押注高技术产业，所带来的就业规模都是有限的，叠加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趋势，可替代的劳动力必将面临经济地位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冲击，这种趋势绝非某一国所独有。但是，一旦选择正视劳动结构的变化，反而不难发现，天平其实并不一定永远向同一边倾斜。仅以收入为例，零工与长期工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甚至是倒挂。一名在楼宇间穿梭的熟手快递员或许比许多坐在大楼里敲电脑的普通员工挣得还多，这早已不是新鲜事。

重塑劳动关系

可即使如此，大多数人仍旧怀念与渴望稳定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相较于社会现象发生，社会心理调整总有延迟，更是因为当下现实中的零工经济确实仍“暗障重重”。

由于缺乏长期合同、社会保障与职业发展路径，这个以契约为基础，以服务为载体，由碎片化劳动和算法分发组成的新结构，天然难以在高度流动中维持一定程度的劳动者权利和尊严。尤其是平台劳动者，不像高技能数字游民那般类似“微型法人”，有更强的合约意识和谈判能力，他们相对没有能力审查合同内容，这使其在与平台协商时处于下风。

那么，现实中的法律该如何保护劳动者权益呢？两年前，美国西雅图市政府开始实施《应用型工作者最低支付条例》，规定配送平台须向司机支付时薪近30美元，远高于该市普通最低工资标准。政策落地后，平台将“全美最高配送费”成本转嫁消费者，导致订单锐减，司机等单时间增加近5倍，高活跃者月收入反降。至今，该市零工保护框架中的种种政策都仍处在争议中。

显然，劳动保障绝非“一涨了事”这么简单。尤其是，平台控制虽然复杂且不透明，但并非一次性设计，而是与监管诉讼、舆论压力、劳动者抵抗持续互动的动态过程。消费者本身，作为买单人、评分者，也在劳动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隐形管理者的角色。

实践的悖论印证了零工经济的困境——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生产关系，而相关治理仍徘徊在工厂时代的治理工具箱前，应对未来的挑战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