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巴西国家财政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公告，确认巴西政府已与桑坦德银行巴西公司、花旗银行巴西公司以及伊塔乌统一银行正式达成一揽子税务和解协议，三大行将补缴24亿雷亚尔（1巴西雷亚尔约合1.32元人民币）的巨额税款。
此次和解标志着困扰巴西金融界近30年的3项“世纪税务诉讼”步入实质性执行阶段，也反映出巴西政府依托“综合交易计划”的柔性执法与激励机制解决税收流失问题的实际效果。
“支票税”争议引发拉锯战
在本次和解协议中，桑坦德银行与花旗银行的问题核心指向了巴西税收史上颇具争议的税种——金融流通临时贡献税，俗称“支票税”。尽管该税种已废止近20年，但其留下的涉税争议仍是巴西金融业沉重的历史包袱。
“支票税”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正值巴西政府治理通胀与财政重组的特殊时期。开征此税的初衷是解决公共卫生系统的资金需求，后来用途扩展到社会保障和扶贫领域。“支票税”的税率为0.38%，征收对象几乎涵盖了所有银行借方操作，如提现、支票结算、电子转账及部分金融投资交易等。
作为一种临时税种，因“支票税”由银行代扣代缴，税务部门的征收成本极低且税源极广，其一度成为巴西政府平衡财政预算的“提款机”。巴西政府曾多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延长征收“支票税”的有效期。直到2007年底，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巴西参议院否决了再次延期征收“支票税”的申请，“支票税”才退出历史舞台。
“支票税”的争议焦点在于银行内部的技术性资金调拨及同业拆借是否应纳入计税基础。桑坦德银行与花旗银行认为技术性资金调拨及同业拆借操作不应被视为金融流通，因此不需要缴纳“支票税”。而巴西联邦税务局则坚持广义征收原则，要求对其征收“支票税”。事实上，两家银行的遭遇并非个案，几乎所有在1997年—2007年间活跃于巴西的银行企业都曾深陷“支票税”争议，巴西银行联合会也曾多次代表银行业发声。虽然“支票税”在近20年前就已经废止，但巴西税务部门要求银行补缴“支票税”废止之前因计税基础问题少缴的税款。不少银行选择走法律程序上诉，相关争议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并引发持续多年的拉锯战。
最终在此次税务和解中，桑坦德银行和花旗银行分别同意支付因计税基础问题少缴的“支票税”税款及其滞纳金10亿雷亚尔和4亿雷亚尔。
征收基数争议尘埃落定
如果说桑坦德银行、花旗银行与政府方面的和解是历史包袱的清理，那么伊塔乌统一银行支付的10亿雷亚尔，则是对巴西税收司法判决的服从。这场围绕社会一体化计划费和社会保障融资贡献费、长达28年的税企争议，在最高法院的终审定调下画上了句号。
社会一体化计划费和社会保障融资贡献费是巴西政府针对企业营业收入征收的两项社会保障费，费款通常用于资助社会福利事业。伊塔乌统一银行关于两费的争议起源于1998年的第9.718号法律，该法将两费的征收基数从狭义的“服务和销售额”扩大到企业的“总营业额”。
巴西银行界长期主张，根据宪法，两费的征收对象应严格限定于银行的手续费、服务佣金等销售和服务收入，而利息收入和金融投资收益属于资本运作收益，不应课税。从1998年起，巴西各大银行开始起诉政府，认为第9.718号法律违宪。
2023年6月，巴西最高法院对此作出判决，认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利息和金融中介获取的收入本质上就是其营业额，必须依法缴纳两费。这一判决彻底堵死了银行通过狭义解释避税的路径，也明确了银行必须支付因该项争议产生的费款。
此次和解中，伊塔乌统一银行同意支付10亿雷亚尔终结这项争议。
“综合交易计划”带来双赢局面
三大行选择在2026年初同意缴款结束争议并非巧合，而是巴西政府税务和解工具——“综合交易计划”产生的政策效应。
2024年，巴西政府推出“综合交易计划”，并于2025年进一步优化其条款。该计划诞生的背景是巴西政府为实现2026年“零赤字”财政目标，急需将积压在司法系统中的约2万亿雷亚尔税务债权“变现”。
“综合交易计划”的核心在于分类分级谈判。巴西政府通过评估欠税的回收难易程度，向欠税方提供最高可达50%的罚金和滞纳金减免，并允许企业利用联邦债权抵减税务债务，以及允许企业进行长达120个月的分期支付。
政府评估时会考量诉讼持续时间、司法行动胜诉前景以及政府维持争议和继续追缴的支出等要素。根据官方数据，国家财政总检察长办公室借助“综合交易计划”已成功达成数百项大额和解，累计回笼财政资金数百亿雷亚尔，缓解了短期预算压力。
国家财政总检察长谈判总协调员玛丽安娜·莱利斯·维埃拉说：“‘综合交易计划’为解决税务债务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使争议双方都能找到平衡彼此利益的解决方案，以减少诉讼量和持续诉讼的成本。”
巴西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高位，这对银行而言意味着税务滞纳金规模如滚雪球般快速增长，成本极高。银行借助“综合交易计划”一般可以获得10%—30%的罚金和滞纳金减免，是极佳的止损操作。争议解决后，银行还可将财报中预留的部分税务风险准备金释放回净利润，有利于降低非经营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