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李新宽所著的《国家与市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历史解读》一书，为理解这一复杂关系提供了参考。书中对英国1500年—1750年这一关键转型期进行剖析，揭示了国家与市场经济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递次演进、最终走向共同繁荣的动态过程。

重商主义通常被简化为16世纪—18世纪欧洲普遍流行的经济思想与实践，其特征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积累财富实现国强。然而，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驳斥了“重商主义等同于国家管制经济”的刻板观念。作者指出，重商主义本身具有两面——国家干预与自由贸易，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重商主义政策也并非具有一成不变的结构，而是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演进过程。这一论断打破了将重商主义与后期自由放任主义简单对立的传统认知，揭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历史连续性。

作者将英国重商主义时代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初期，此时王朝国家出于财政与统治需要，对市场经济实施了全面而深入的干预，形成了特许垄断市场经济。国家之手强力介入，既是为了维护秩序，也是为了从不断扩大的商业活动中汲取资源，市场经济在这一时期也客观上需要国家的管理与保护。

第二阶段是从斯图亚特王朝初期到光荣革命期间，随着市场力量的成长，新兴的工商阶层开始对王权的特许垄断发起挑战，国家进入了转型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博弈集中体现在围绕制税权的激烈争夺上——国家的代表国王与市场力量的代表议会，就财政控制权展开了长期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光荣革命后到1750年左右，随着现代国家制度框架的初步确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市场经济从国家的过度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自由发展，而国家则通过创新的财税体制，形成了更为现代的财政结构，最终实现了国家力量与市场活力的共同强大，为英国构建世界性的商业强国奠定了基础。

书中对财税体制演变的分析，为理解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参考。书中认为，光荣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变革，更从根本上解决了税权归属的问题。1689年《权利法案》明确规定，未经议会授权的征税为非法。征税权从国王手中彻底转移至议会下院，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下的财政控制权。英国的税收结构经历了从封建性收入为主向工商税收为主、从直接税为主向间接税为主的演变；征税原因也从应对战争等临时性需求，转向维持国内秩序和政府日常开支等常态性目的；税收用途则从主要用于王室消费，转化为支撑政府机构运转和国家管理的公共财政。这种财政制度的规范化、公共化，不仅扩大了税基，使税收负担由全社会承担，同时也为有产者节省了投资资本，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税收环境。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财政体系的设计没有因过度盘剥而扼杀贸易与工业，也没有因分配不公而激起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财税制度的优势，使得英国能在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竞争格局中胜出。战争结束时，英国虽然债台高筑，但由于其财政制度设计较为完善、资本市场成熟且国民对税收认同度较高，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因长期战争而导致财政破产或政治革命的欧洲大国。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转型，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适应、协同演进的过程。书中将国家形态的演变——从王朝国家、过渡性国家到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形态的演变——从特许垄断市场经济、反特许垄断市场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巧妙的对应分析。通过这种双重视角的考察，说明国家职能必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当市场力量尚在襁褓之中时，国家的保护与管理不可或缺；而当市场日益成熟壮大，国家的角色就应从全面控制转向制度保障与公共服务。

作者提到，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阶段性演进，是市场力量与国家权力不断博弈和合谋的结果。正是这一政策组合所推动的商业化进程，促成了英国财富的积累。据专家推算，英国的社会财富在1600年大约是1700万镑，到1688年达到了8800万镑，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繁荣往往不取决于单纯的市场放任或国家干预，而在于能否在特定历史阶段找到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黄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