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史上，英国在17世纪—18世纪的崛起是一个绕不开的案例。在《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1783年》一书中，加州理工大学教授约翰·布鲁尔提出了“财政—军事国家”的概念，将税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置于近代国家崛起的重要位置，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国际经济史视角。

书中系统梳理了1688年—1783年英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作者认为，这一时期英国最重要的转型并非被普遍强调的议会自由与宪政进步，而是一个集权且高效的“财政—军事国家”的成型：税收汲取能力的增长，规模空前的公共赤字财政（国债），以及公共管理机构的成熟。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转型中，消费税的崛起成为关键突破口。书中记录，消费税最初仅针对啤酒、烈酒等酒类征收，后逐步扩展到食盐、肥皂、皮革等各类商品，最终成为当时英国最大的税种。消费税征收人员成为公职人员中最大的群体，其税务机构的全职雇员数量在这一期间增加了4倍，消费税署更成为行政效率的代名词。书中特别指出，英国消费税体系依靠复杂的计量和簿记系统，建立起严密的等级制度，服从中央机构严格的纪律约束，与18世纪欧洲其他政府机构相比，更接近于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主义体系的概念。专业化征管为税收汲取提供了保障，也成为英国税收体系高效运转的核心支撑。

书中认为，近代欧洲国家的崛起，始终伴随税收制度的改革——从包税制的野蛮掠夺到法定税收的规范征收，从依赖土地税的传统模式到覆盖贸易和消费的现代税制。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海外扩张与欧洲争霸的关键时期，持续的战争需要巨额军费支撑。在此期间，消费税与关税的持续增长为海军建设、殖民地管控和商业保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强大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又拓展了贸易版图、扩大了税基，形成了“税收—战争—霸权”的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在分析英国税收体系的成功时，关注到两个制度层面的因素。其一，英国贵族与乡绅阶层在纳税方面没有法定豁免权，税收制度未将不平等纳入法律结构，这种公平性提升了纳税人的遵从度。其二，公共账户的公开营造了公共信任氛围，催生了自愿投资者与合规纳税人。这一经验也被当时的法国改革者所借鉴，即公布国家账目、通过常规化的长期借贷制度为大规模军事行动融资。

布鲁尔在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政策的有效性对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核心作用。

18世纪英国的税收实践印证了这一判断。消费税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行，关键在于其针对数量巨大但种类有限的商品征收，生产商和分销商支付税款后，可通过合理提价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既保证了税收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征管成本。同时，消费税署采取差别工资制的激励政策，根据工作表现发放薪酬，还会根据季节性需求灵活招募临时工。这种灵活的管理方式，有效提升了税收征管的效率。

此外，布鲁尔关注到税收与信息管理、行业发展的关联。18世纪英国行政体制的发展推动了公共信息管理方式的变革，中央政府各部门对税收数据、经济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完善的信息管理

反过来又提升了税收征管效率。18世纪70年代，蜡烛制造商、肥皂商等行业从业者曾主动请求税务机构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借助财政立法限制过度商业竞争、监督雇员。到18世纪末期，税务官已经成为“公平贸易的保护者”，这印证了税收在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