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与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着深刻关联，特别是与税收制度、国债市场的完善程度、货币的国际地位等要素密切相关。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其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中，为读者从人文历史视角理解资本主义演进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在书中，阿里吉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扩张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不断实现重构？书中将资本主义漫长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若干个“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都对应着一个霸权国家的兴衰过程，并将其分为物质扩张阶段和金融扩张阶段。

在物质扩张阶段，资本主要投向生产性活动，推动生产和贸易的

长足发展。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包括霸权国家的经济扩张、制度创新和较为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从财税视角看，物质扩张阶段往往伴随着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实质性提升：霸权国家通过建立更为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培育成熟的国债市场、巩固货币的国际地位等制度创新，为资本积累提供了稳定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荷兰率先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公共财政体系，通过国债市场和税收制度改革为国家信用奠定了制度基础；英国则通过议会主导的财政体制，将国债与国家信用深度绑定，使国家获得了持续融资的能力。

当生产领域的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会逐渐从实体经济中撤出，转而投向短期回报率更高的金融领域，从而进入金融扩张阶段。书中以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秋天”比喻来描述这一转折过程：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地方的“秋天”正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资本流向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资本流向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资本流向了美国。阿里吉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物质扩张的黄金阶段，此后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资本日益脱离实体经济，逐渐步入金融扩张阶段。美国的物质扩张阶段不仅是美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张的时期，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财政全面强化的关键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格局，使美元成为全球首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

这一制度安排赋予了美国财政优势：其他国家需要通过贸易盈余或对外借贷获取美元，而美国则可以通过发行美元为财政赤字和对外投资融资。在此意义上，美元的国际地位构成了美国国家财政能力的“体外延伸”，为战后美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深层的财政支撑。

从财税角度审视，这一阶段美国的财政运行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变化：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攀升，税基结构日益向金融资产收益倾斜，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而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占比则持续下降。资本不再优先投入物质生产领域，而是更多地流向金融创新和资产交易环节。阿里吉认为，金融扩张阶段的财政表面繁荣往往掩盖着税基空心化、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隐患，这些问题的累积正是霸权周期走向转折的重要信号。

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阿里吉持开放态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可能通过重构再次延续，也可能出现替代模式。在他看来，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成为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演变的重要变量，这一观点在他后续的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

该书的理论框架揭示了一条贯穿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线索：每一个霸权周期都伴随着财政制度的结构性转型——物质扩张阶段依靠的是高效的税收汲取

与公共信贷体系，而金融扩张阶段则往往伴随着税收功能的相对弱化和财政风险的持续累积。阿里吉的研究强调权力结构、资本积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联系，为读者从财税视角理解国际政治经济提供了参考。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