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版图里的中亚，处在联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战略地位举足轻重。2025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当下，中亚五国正在经济转型的路上不断探索。在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aving a New Silk Road（《21世纪的中亚经济：铺设新丝绸之路》）一书中，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庞弗雷特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中亚五国从苏联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过渡的路径差异，并分析了不同外部力量对中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书中概述了从1991年开始中亚国家面临的三大经济冲击：苏联解体、中央计划经济转型和恶性通货膨胀。对此，吉尔吉斯斯坦在20世纪采取了较为激进的“休克疗法”，迅速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乌兹别克斯坦则走渐进路线，保留国家对关键产业的干预；土库曼斯坦依赖天然气出口建立了一套封闭的经济体系；哈萨克斯坦依托石油资源较早完成了宏观经济稳定；塔吉克斯坦经历内战后，逐步形成了以侨汇收入为支撑的经济模式。庞弗雷特认为，中亚五国在21世纪初大宗商品繁荣期间普遍错失了结构性改革的窗口，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导致制造业和农业加工部门的竞争力未能有效提升。

从世界经济史的视角审视，财税制度的重构是理解中亚转型的核心线索之一。书中提到，苏联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财政高度依赖联盟中央的转移支付，以1989年为例，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预算支出中约有40%来自莫斯科的补贴。独立后，补贴骤然中断，各国被迫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税收体系和预算制度。哈萨克斯坦于1995年出台新税法，引入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建立了石油领域的财税契约框架；乌兹别克斯坦保留了较多的行政性收费和国企利润上缴机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吉尔吉斯斯坦在20世纪中期一度成为中亚税收负担最轻的国家，以吸引外资和激活私营部门。庞弗雷特注意到，中亚各国的税收征管能力普遍较弱，地下经济活跃程度较高，这导致政府难以通过常规税收收入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稳定融资。

资源型国家的财政治理是本书的另一个关注点。哈萨克斯坦在2000年设立了国家基金，将石油出口超额收入存入该基金，以缓冲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财政的冲击。这一机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4年—2016年油价暴跌期间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使政府得以维持养老金和社会福利支出。相比之下，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缺乏可观的资源收入，财政长期依赖国际援助和侨汇，税基狭窄和避税现象普遍制约了二者的财政能力。

庞弗雷特曾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顾问，书中他系统梳理了中欧铁路货运通道的兴起，认为自2011年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营以来，中国在中亚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书中特别提到，中国对中亚的投资和贷款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和通信领域，这些项目改善了内陆国家的物流条件，降低了贸易成本。书中认为，能否在保持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区域一体化，将是决定中亚未来发展质量的关键变量。

（作者单位：中国税务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