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兼具资源配置、激励引导和风险分担功能，应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有为的作用。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服务业连接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各环节，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面向“十五五”，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既是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经济韧性的现实要求，也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财税政策兼具资源配置、激励引导和风险分担功能，应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有为的作用。

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意义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服务业直接面向终端需求，是连接居民消费与市场供给的重要纽带。相较于商品供给，服务供给更具体验性、持续性和场景性，既能够丰富消费内容、创新消费方式，也能够提升供给体系对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适配程度，从而推动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与消费意愿向市场活力的转化。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进行延伸，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深化产业分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领域。服务业既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载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利于吸引高质量外资，促进国内规则、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好衔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提升国际竞争中的新优势。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韧性的重要基础。服务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贯通科技创新、要素配置、商品流通、就业吸纳、民生改善等多个环节，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利于促进服务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韧性。

当前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向好，规模持续扩大，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

民生服务供给不平衡，高品质需求与结构性短板之间存在落差。养老、托育、家政、健康及社区服务等行业面临总量缺口与分布不均等挑战，标准化建设与品牌化运营水平相对滞后。供给质量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既阻碍民生服务效能释放，也抑制内需体系扩容。

生产服务能级不强，价值链跃升与产业融合之间存在差距。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及检验检测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受限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产业的融合程度，以及关键环节的生产性服务缺失，削弱了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并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现代产业体系效能提升。

要素配置效率偏低，政策适配度与经营主体活力之间存在约束。轻资产中小微服务企业长期面临融资约束与风险抵御能力薄弱的挑战。同时，现行税制对新兴服务业态的适配度、人才培养机制的精准度以及统计监测手段的有效性均存在改进空间。要素供给的结构性短板与跨部门政策协同不足，也挤压经营主体的发展空间，影响服务业扩能提质。

对外开放层次不高，制度型开放与国际经贸规则之间存在堵点。我国服务领域在规则对接、标准认证、数据跨境流动及职业资格互认等方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仍需加强。当前制度型开放的支撑力不足，也导致国内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与跨境贸易竞争力受限，客观上制约“中国服务”品牌向全球输出。

以精准有效财税政策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提升财税政策的精准性、协同性和有效性，建议围绕消费升级、创新驱动、要素保障、对外开放等重点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聚焦消费升级，健全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的财税支持机制。一是强化财政支出精准导向。围绕养老、托育、家政、社区服务等民生关注领域，统筹运用转移支付、运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工具，缓解总量缺口与分布不均的矛盾。二是优化结构性税费安排。针对吸纳就业能力强、普惠属性突出的行业，研究完善相关税收支持政策，通过稳定的成本补贴机制减轻经营主体压力。三是赋能标准化与品牌化建设。财政资金应重点支持行业标准制定与数字化改造，鼓励经营主体通过规范化经营提升生活服务效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需求。

强化创新激励，优化高端生产性服务供给的财税激励制度。一是精准提升服务研发激励质效。聚焦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等行业，进一步优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激励范畴向应用场景开发、服务流程创新等扩能提质的关键领域延伸，强化对推进“服务+制造”融合所需底层技术研发的税收支持。二是发挥财政资金对能级提升的杠杆效应。统筹运用引导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贴息及成果转化奖补，通过财政贴息与风险补偿机制降低企业扩产成本，驱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三是支持高端服务业能级跃升。通过对服务供给主体购置的数字化设备及配套系统试行加速折旧或一次性费用扣除政策，引导市场要素向更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领域集聚；通过对服务消费主体实施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以直接降低高端消费成本的方式扩张需求，倒逼服务业提升供给质量。

注重系统协同，优化市场要素配置与政策保障的综合集成。一是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模式。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及贷款贴息机制，破解轻资产服务企业的融资约束，利用财税大数据赋能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财税支持建设职业教育与数字技能培训基地，对开展员工岗前培训与技能提升的服务企业给予专项补贴或税前扣除。三是提升制度适配性与监管效能。围绕数据流动管理、新业态税制适配及统计监测体系等关键环节，增强政策协同的前瞻性与协调性。

突出开放牵引，完善现代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财税保障体系。一是支持重点领域外向型发展。围绕数字服务、科技服务及专业服务等领域，完善跨境服务贸易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建立境外服务网络，提升跨境供给能力。同时，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国际认证与境外展示，提升服务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助力“中国服务”品牌走出去。二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优化落实自贸区财税支持政策，增强财税政策对数据流动、资格互认等制度型开放场景的适配性，不断提升对境外现代服务贸易的制度吸引力，展现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政策定力。

(作者：薛钢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杨晨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