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理上，皖北位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淮河中下游为主的东部平原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安徽省北部。多年以前，笔者作为支援革命老区发展的干部曾在皖北工作过两年，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充满了感情，对这里的发展变化也格外关注、多有思考。

在《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一书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郑宁以皖北人的视角切入，将其博士研究成果通过文学化、通俗化的处理，完成了这本不失严肃和学术水准又通俗易懂的著作。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思考和情感，从地理环境、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治理的博弈、地方社会人员结构关系等方面，对皖北自元末明初至清末民国五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描述，揭示了皖北在这段历史时期，作为明中都凤阳府所在地如何从辉煌一步步走向衰落，并最终默默无闻的演变过程。

皖北落后并沉默的原因较为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体制：官强民弱、中央强地方弱。这不仅表现在黄淮河道的治理、捐税军粮的征调、中都大城的修建上，也表现在司法刑事案件的处理上。这种状态造成了民众及地方政府人员对权力尤其是中央权力的顺从与盲从，从而掩盖了问题和矛盾，造成了长期的服从性“平静”。但是，一旦压力减轻，也就是官府统治管理尤其是皇权的统治力量不到位，矛盾就会突然爆发，无法回旋，调解困难，破坏力陡增。元末红巾军起义、清末捻军运动都是例证。

自然环境：灾害频发，尤其是黄淮水灾，对以农耕为主的皖北地区造成巨大的损失。受灾群众居无定所，流浪、乞讨成为常态。俗话讲，无恒产者无恒心。黄河多次夺淮入海，这既是黄淮泛滥的自然原因，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历史上，官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治理黄淮河的思路，多是以牺牲淮河中下游的皖北，保护皇家陵寝，保护南北大运河漕运粮道、保护北部盐场，从而保证帝国的更大经济利益，特别是皇家的利益。而皖北民众的损失则被忽视或仅予以少量补偿。这从当时的贾鲁治河、潘季驯治河以及杨一魁治河的方案和行动中，都能看出。“治水者必合漕运与陵寝而兼筹之”“祖陵最重，漕运次之，而民生最轻”。天灾，尤其是水灾带来的环境恶化，是皖北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人口结构和民风变化：皖北尚武而不尚文，世家大族缺乏，造成皖北地区长期散沙化、贫民化。皖北是明朝皇帝龙兴之乡，也是开国功臣云集之乡，更是明中都之所在。其军事力量，即当时的卫所力量数倍于江南乃至皖南，流风所及，百姓更偏向武而非文。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中举进士成功的概率极低，即使当时的颍州考试及第者不少，但却多出自军人也即卫所家族，未能形成类似江南、皖南一样的世家大族。这对于古代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极为不利，使得官府对百姓的统治管理缺乏世家大族地方精英的回旋与调解，皇权及官府权力直接面对散沙一样的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百姓缺乏温婉的楷模，也缺乏统一的儒家道德和意志的教化，百姓生活几百年来固步于低层次的糊口水平。而对于皖北的落后，统治者并不会“怒其不争”，反而乐见其成。

在剖析上述结构性原因的同时，该书还以翔实的史料揭示了一条隐匿于税赋之中的财政逻辑。明太祖虽以凤阳为“龙兴之地”而下诏蠲免本地土民的粮税徭役，但这种恩赐式的优待并未惠及因营建中都、屯田开垦而大量迁入的编户齐民（指国家通过户籍方式将社会成员按照户口进行登记编录，并据此核定土地、人口和赋役），他们反而承受着远超周边地区的重赋与杂派。为确保大运河漕粮北运的畅通以及两淮盐场的财税之利，中央财政宁可年年拨付巨帑修筑高家堰、强固里下河，却长期忽视甚至主动牺牲淮河中下游的泄洪区，使得皖北成为行洪蓄洪的“财政成本洼地”。这种税赋格局不仅加剧了皖北的积贫积弱，更在客观上抑制了民间资本的积累与市镇商业的繁荣，使得这一地区在国家宏观财政版图中长期处于“供血”“失血”而非“造血”的尴尬位置。

作者以翔实的数据和史实说明，历史上造成皖北沉默的原因很多，且诸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笔者认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尤其是从中央政府治理的角度看，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必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平衡两者的利益诉求，不可偏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更充分地考虑到政策执行者“当地人”的特殊性。

总之，这本书不仅适合皖北籍人阅读，也适合上级政策制定者以及地方治理者，以及对地域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读者。通读全书，清末至今皖北的状况如何，有待作者或后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阐发。作为皖北经济社会建设曾经的参与者，笔者也期望皖北保持并超越当前显示出来的可喜的增长势头，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厚重的皖北必将告别沉默并在沉默中爆发。

（作者系中国税务报社原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