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王朝（1613年—191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对外扩张是罗曼诺夫王朝300余年历史中不变的主题。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需要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在农奴制经济与工业化起步阶段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税收便成了战争经费的主要支柱。正如《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税收史（1613~1917）》一书所揭示的，俄国兴修铁路和发展工商业主要依靠对外举债，而税收则主要用于军事支出，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以税养战”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俄国税制的改革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俄国历史的走向。

王朝初期的税制奠基

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基，俄国正式进入罗曼诺夫王朝时代。王朝初期，税制延续了混乱时期的庞杂结构，直接税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射击军税、赎俘税、驿务税等。经历连年动荡，大量农民沦为赤贫，纳税能力近乎枯竭。为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沙皇米哈伊尔被迫推行减税或免税政策，部分区域甚至以实物税取代货币税。

随着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继位，俄国接连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生战争，军费支出的急剧膨胀迫使沙皇建立按户征税的制度，并开征伍一税、什一税以及军人薪俸税等名目繁多的特别税。这些本应是临时性的加征，却因战事的连绵不断而长期化、固定化。

彼得一世执政后，发动的旷日持久的“大北方战争”，使财政压力达到顶峰。1704年—1708年，俄国年均军费支出占预算总收入的比例一度超过95%。在此重压下，彼得一世不仅提高了原有税种的标准税率，更将税收渗透至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无论是经营澡堂、磨坊，还是从事养蜂、捕鱼等副业，均需缴纳相应的特别税。

战争结束前夕，彼得一世意识到按户征税制度存在弊端：地主在登记户口时常将多个家庭合并成一户以逃避纳税。1724年，彼得一世果断废除按户征税制，转而推行人头税。贵族与神职人员作为统治基石，被划入免税的特权阶层。这一改革在短期内极大地充盈了国库，保障了北方战争的最终胜利，但也将沉重的财政负担彻底锁定在了底层民众身上。

包税制的盛行与间接税的崛起

彼得一世之后的历任沙皇，无论是干涉欧洲事务还是出兵波斯、瑞典，均未停止扩张的步伐。人头税推行之后，贫困的农民阶层根本无力完成纳税任务，欠税额逐年累积，农民逃亡事件频发。为了弥补直接税的缺口，俄国政府将目光转向了管理成本更低、收入更为稳定的间接税。

《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税收史（1613~1917）》一书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包税制的运行机制。政府将食盐、烟酒的销售权甚至海关关税的征收权承包给私人包税商。这种模式的短期优势在于政府能提前锁定财政收入、节约行政成本，但其伴生的腐败与无序也极为突出。包税商为在承包期内攫取最大利润，往往肆意提高商品售价和税率，导致纳税阶层的实际负担远超法定标准。

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后，俄国通过三次瓜分波兰、多次打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现了称霸黑海的野心。然而，政治利益的获取伴随着沉重的经济代价，军费支出从1763年的811.7万卢布飙升至1794年的2468万卢布。除发行纸币之外，叶卡捷琳娜二世积极调整税制：一方面将国家农民的人头税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对酒类包税制度进行改良，收回食盐销售权与海关关税的包税权，试图加强国家对核心税源的掌控。

改革阻力：阶层矛盾与贵族纳税义务

19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一世任用改革家斯佩兰斯基进行财政整顿，其中最具突破性的一项举措是向领地贵族征税——按贵族财产收入的1%—10%累进征收。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此前享有完全免税特权的贵族阶层纳入纳税范围。然而这种触及特权阶层根本利益的改革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这反映出王朝时期税制的根本矛盾：国家财政安全依赖于最无力支付的农民阶层，而掌握财富与政权的贵族却长期游离于纳税义务之外。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迫使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并开启新一轮税制改革。随着农民阶层无力承担旧税，俄国废除了人头税，增设城市不动产税、土地税等直接税。但战争赔款与持续的领土扩张仍需巨额资金，政府转而推行酒垄断政策，由政府掌控制酒与售酒权，酒类收入一度占税收总额的40%以上。至20世纪初，日俄战争与一战接连爆发，财政体系彻底崩溃。尽管政府不断提高间接税、开征特别军需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大量举债、发行纸币，依然无法填补战争的无底洞。

俄国税制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显现出向合理化演进的趋势，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深层冲突始终未能调和。最终，社会矛盾在1917年大爆发，延续了300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历史的硝烟中落下帷幕。

从财政角度审视，罗曼诺夫王朝税制的根本困境在于税收汲取能力与纳税人支付能力之间的持续失衡。历代沙皇注重开辟税源与提高征缴效率，但在培育税基、改善经济结构方面投入有限。当外部战争压力持续存在时，税收政策的选择空间受到制约——不增税无法维持支出，增税则进一步削弱底层民众的经济能力。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改革虽有向合理化方向演进的趋势，但未能从根本上协调国家财政需求与民众负担能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结构性的不公平，使得每一次为弥补财政缺口而推行的增税措施，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新变量。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